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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是因应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形势变化而生的刊物之一。围绕着“致中华民族于复生”的宗旨,《再生》形成了其重要的理论建构——民族复兴思想。深入探讨30年代《再生》的民族复兴思想,可以展现此时蓬勃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的某些面相,深化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中华民族能否复兴是30年代思想界广泛讨论的重要课题。《再生》试图从历史中建构一种民族的神话,并从生物学、国际经验等方面,论证了中华民族能够复兴。同时,《再生》更明确提出,“国不自立万事已矣”。面对日本这一劲敌,中华民族只有从内政改革入手,倚靠本民族力量,才能完成复兴之大业。
《再生》推崇的是精神建国与制度建国相统一的建国思路。从精神层面上看，国民要养成民族意识;从制度层面上看，中国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实现国家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
《再生》着重阐释了其制度建国的思想,提出了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复生方案。政治上,以当时“民主与独裁”论战为重要背景,《再生》厘清了民主的内涵,并阐扬了民主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上,《再生》纳民主与独裁制度之长,避二者之短,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在其政治理论引导下,《再生》对国共两党进行了评析:从现实政治层面,批判与谴责了国民党的党治体系与训政体制;在理论上,与共产党产生了分野。《再生》为当时思想界提供了一套详尽、系统的政制设计,其政治主张的意义不容小觑,但同时,因为国家主义的引导,其政制设计又不免出现错漏。
经济上,《再生》深刻把握世界经济情势,认真分析中国国情,既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优长,又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合理因子,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案;并积极回应当时“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争,为自己的经济建构张本。因其过于偏重计划经济,加之“幽暗意识”的阙如,《再生》的经济纲领不尽完善。
文化、教育上,《再生》指出,中西文化要并行不背,共同发展;同时,延续科玄论战之脉络,提出“不能不管哲学”,主张养成国人真正的科学心态,以实现“科学与哲学之携手”;另外,《再生》对中国教育现状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析,并为农村教育、留学生教育指出了复兴之路。
如果说《再生》聚集的是张君劢、张东荪等党派知识分子,那么,《独立评论》则聚合了胡适等不党派知识分子,两个刊物都是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产物。不同的是,前者以民族复兴为自己的论述意旨,后者揭橥现代化的旨趣,两套救国话语模式在对日理念、政治思想、经济主张、文化建言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离合,彰显了两派学人对待传统与西方经验的不同态度。
总体来说,《再生》民族复兴思想是当时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产物,是一套系统、完整的救国方案,有助于增强国人信心,也给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但由于理论本身的缺憾,加之张君劢等知识分子缺乏运用民族主义的政治策略,《再生》民族复兴思想在现实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