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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资源”包括土地、各行各业、科举功名(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资源)。鉴于获取科举功名者毕竟是移民的少数,各省移民获取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和各行各业的经营权。
在清代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移民社会,几个基本移民群体——移民家族、移民同乡、移民行帮是移民在巴蜀获取资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移民家族迁徙巴蜀之初,由于面对生存资源缺乏的问题,、移民家族成员往往能够团结一致协同创业。迁徙巴蜀的移民家族为了摆脱生存危机,大概极少不需要夫妇、兄弟、父母子女共同创业的。但是,兄弟分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且,分家析居也是移民家族内财富继承的基本形式。这种看似与移民家族共同创业相矛盾的财富继承方式,其实并未从根本上否定移民家族共同创业的形态。因为分家析居之后,面对着新的生存压力,有些分支家族成员重新形成夫妇、兄弟、父母子女共同创业的局面,使其拥有的生存资源得以扩大:当然,也有一些分支家族成员由于经营能力不强或坐享安逸等因为而败家,致使家族财富流转到其它社会成员手中。对于各地迁徙巴蜀移民在当地获取生存资源而言,移民同乡也是移民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在康熙中期及此前,移民迁徙巴蜀虽然能够自由“插占”土地或获取各行各业经营权,但由于种籽、农具、耕牛、住房缺乏,或开垦荒地、开凿矿洞所费工本甚巨,移民个人也难以组织生产。因此,能够自由“插占”土地或获取各行各业经营权的移民往往与其同乡合作组织生产,或者将自己“插占”或购置的土地向移民同乡转让或租佃一部分,或者优先雇佣移民同乡,或者与移民同乡联合起来经营某些行业。至于康熙后期以后,由于迁徙巴蜀的时间较晚,有些移民恐怕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难以获取,这样,能够得到较早迁蜀移民同乡的帮助或移民同乡之间开展互助,对于这些移民走出生存困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移民行帮即是移民在巴蜀获取资源过程中同乡合作的一种典型形式,移民行帮的结成也可以说是移民同乡合作的一种结果。移民同乡在移居地合作经营各行各业,随着年深日久,最后形成为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家族特征而且具有排他色彩的移民行帮。移民在客地结成同乡行帮或许在日后会产生某些弊病,譬如,移民行帮内部因杂乱无章的利益纷争而发生有时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尖锐冲突,但移民行帮确实是移民在客地获取生存资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这就是说,清代迁徙巴蜀移民在最大限度地挤占土地资源、获取各行各业经营权的过程中,几个基本移民群体--移民家族、移民同乡、移民行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除了几个基本移民群体之外,在清代巴蜀移民社会还有大量没有能够获取土地资源或各行各业经营权,或者说生存资源获取不足,从而飘荡在巴蜀大地的移民边缘群体。清代巴蜀的这类移民边缘群体包括被官方认为具有颠覆色彩的咽噜,以及人贩、乞丐、窃贼、及其他游荡不定的移民。正是由于清代巴蜀五方杂处,在获取资源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极其复杂,使得下述问题成为本文的着力点:在利益冲突严重的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移民如何调处各方面关系,巴蜀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又如何控制这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各地迁徙巴蜀的移民如何逐渐地融入定居社会,这就是本文所谓的移民社会整合问题。这项研究受到当前国际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影响。
关于国际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西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外来移民与定居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按其基本取向,可以归纳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表述。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带来的多样性是不利于社会整合的,要提高社会整合度,移民必须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适应定居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全面地融入到定居社会中去。与“同化论”不同的是,社会融合的“多元论”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多元论”者认为移民不可能完全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移民带来的多样性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许多积极作用。可见,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试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融合问题简单地化约为文化融合问题。
国内关于移民社会整合研究的主要取向有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国际移民的社会整合研究、城市移民整合研究及农民工入城后的社会适应问题。同时,研究者对清代民国期间巴蜀地区的社会整合也进行过一些探索。
受到国际国内相关研究的影响,本文试图以资源的获取、继替、流转为切入点,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问题作一项研究,意欲说明,移民社会整合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利益问题。诚然,从一个世代休养生息的乡土社会环境搬迁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群体和新的社会环境中,移民会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地理、宗族、观念、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移民要融入到新的群体和社会环境中,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相互磨合的过程。然而,移民社会整合最先遇到的还是利益整合难题,就清代巴蜀移民社会而言,移民最大的利益是获取土地和世代守住这片土地,再就是通过其它各种途径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关键即在于移民能否获取维持生存的各种资源。
无疑,获取土地是各省移民踏上巴蜀大地所要寻找的第一件东西。移民获取土地大体经历过“插占”、购置、租佃几种形式。满清初年,被战乱打散而返回原籍的巴蜀土著居民能够“插占”广大地产,与此同时,进入巴蜀的附近省份的移民也可能“插占”平川大坝抛荒之地,以及水土、地理条件较好开垦潜力很大的蛮荒之地。三藩之乱结束至康熙中期,移民仍然能够“插占”大地产。然而,人口大量涌入的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移民虽然有可能挤占水土、地理条件较差的偏远之地或山丘地带,或者廉价购置土地,但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巴蜀地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与日俱增,康熙后期以后入蜀的移民更多地只能靠租佃土地或佣工度日或寻找其它途径。综合各方面研究,在巴蜀地区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下,经营各行各业、小手工业、做小商小贩或佣工成为缓解巴蜀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的重要途径。
如前所述,面对生存危机,移民家族成员往往能够团结一致艰辛创业,最大限度地获取生存资源,以祖孙相继形式继承家族财富；移民同乡成为移民在客地寻找的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资源往往在移民同乡之间优先共享；而移民行帮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也以祖孙相继形式在移民同乡内继替。在资源获取过程中,几个基本移民群体自身整合成为排他性很强的利益群体。而飘荡在清代巴蜀地区的移民边缘群体显然亦需要谋求生存空间。
这样,在生存资源的激烈争夺面前,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希望在于移民家族、移民同乡、移民行帮能够实现自身整合,而基本移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调处有利于移民社会整合。至于移民边缘群体也需要在获得起码的生存资源同时,整合进利于移民社会整合的组织之中。但是,几个基本移民群体自身即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整合难题。随着家族人口增多,每一代男子都面对着难以避免的分家析居,分家析居之后家族分化的不可避免及家族成员间的利益冲突,给移民家族自身整合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难题。而移民同乡内部存在的杂乱无章的利益冲突,以及在调处各方面关系中,移民同乡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地域观念,不仅使得移民同乡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整合难题,也使得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融合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这是乡土社会难以克服的难题,这些难题成为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消解力量。至于移民行帮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家族特征,这使其在调处移民行帮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强烈的排他色彩,而且,移民行帮的自身整合即受到来自两个方面力量的消解,一方面,移民行帮成员之间时常面对着涉及切身利益而引发的冲突,另一方面,移民行帮成员的利益常常受到外部的侵蚀,使其经常面对着与外部成员的争吵斗殴。这些使得移民行帮不仅对移民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颇受置疑,而且其自身整合也是极为困难之事。至于基本移民群体间的融合又受到浓厚的家族观念、地域观念、行会行规的困扰,清代巴蜀移民社会2000多个同乡会馆、众多的移民方言岛、大小行帮承袭的具有浓厚排它性质的行规无不透露出这方面信息。这就表明几个基本移民群体难以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起到积极作用。
在清代巴蜀,移民边缘群体的活动更是千奇百怪花样繁多,啯噜三五成群“掏摸剪绺”,“弱则行乞,强则为匪”；人贩抢窃妇女,“背负而奔”,所过关卡,“长随胥役得钱私放”。“路人目击,不敢过问。州县呈知,亦皆缄默不办。”上述种种,无不说明移民边缘群体中强势的一族是一个极难控制的群体。而移民边缘群体中弱势的一族,或辱骂争殴、或偷盗抢窃、或动辄自杀又确实反映出他们的生活之艰难。正是如此,移民边缘群体实际难以对当地社会产生认同,加之巴蜀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对移民边缘群体控制的无能为力,使得为数甚巨的移民边缘群体成为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最大的消解力量。
几个基本移民群体本身即存在整合难题,而且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的整合难以起到积极作用,而移民边缘群体实际上是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最大的消解力量。这样移民社会整合的希望寄托于巴蜀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
但是,既有研究一般认为,在清朝,皇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实际上是有限的。那么,移民社会整合的希望主要来自于“基层社会组织”包括三大系列——里社、保甲、坊厢系列,家族、宗族、乡族系列,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系列——以绅士为核心互为补充,对社会整合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绅士数量有限,加之有些绅士并不是热心地方公务,故对绅士在基层社会的作用不可估计过高。既然如此,清朝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上皆无能为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是一个“重心”缺失、难以整合的社会,用“一盘散沙”来形容清代巴蜀移民社会,应该不是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