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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hegemony),原本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提出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它不仅强调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及其对表意实践的最终决定作用,还指出了各种意识形态观念能够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不断发生冲突与碰撞。二十世纪下半叶,领导权概念被引入英国,形成一些令人关注的新的理论发展。这一概念也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的美学研究与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使他们既注意到社会结构的存在,又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最终决定作用,还坚持了文学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独立性,只有深入审美话语内部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出审美话语与社会权力的复杂共生关系。
导论部分首先论述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在英国由一个政治哲学概念转变为一个文化研究概念的发展过程。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引入英国,经过新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接受和发展,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完全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使其由重视主客反映的认识论领域转换为以分析表意实践为中心的社会交往领域,主要从文化层面探究其背后隐含的权力状况以建构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因此,领导权也就由一个政治哲学概念转变为文化研究概念,为美学研究与文化批评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
论文主体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内涵。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以及青年卢卡奇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和论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领导权概念也并非葛兰西的首创。并且,葛兰西对这一概念的论述也经历了前后发展的过程。在最初使用领导权概念时,他主要还是停留在列宁的意义上,指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处于领导地位；后来,葛兰西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其政治斗争经验以及克罗齐、拉布里奥拉和马基雅维里等人的理论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改造,以资产阶级统治为例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两个层面分析了其内部的运作机制。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领导权内部存在各种本质不同的实践,它们决定了主导意义的生产过程；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通过作为意识形态斗争载体的语言进行斗争,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集体意志。
第二部分论述了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接受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威廉斯在初步探索社会总体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分析社会结构,将基础看作是过程。伊格尔顿则通过接受阿尔都塞的理论,深入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构成。他们还进一步探索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把阿诺德等人的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文化界定为一种生活方式并提出情感结构的概念；伊格尔顿则把文本作为意识形态生产,分析了文化内部的复杂状况。威廉斯还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分析文化中的各种表意实践,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伊格尔顿进一步把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引入美学研究。与葛兰西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都是一种文化政治研究,并提出“共同文化”以表达其理论诉求及其对现实的批判。当然,他们的共同文化的内涵并不相同。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理论之后”的共同文化是社会主义。
第三部分论述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从意义生产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和审美中存在的权力交锋。在葛兰西论述语言的基础上,威廉斯把语言看作是社会总体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并提出了“历史符号学”理论,分析了语言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伊格尔顿将其引入文学分析,指出文学语言因其特殊性而与社会保持特殊的关系。他们的语言研究也为探索文学内部存在的权力交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威廉斯通过分析“文学”一词的意义发展,指出其内部存在着权力斗争；伊格尔顿则认为文学文本的动态性决定了其价值存在于动态的交易关系中。他们还认为,审美能够通过语言的复杂表意实践进行权力交锋。威廉斯指出,审美并不是一个意义固定的范畴。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分析了审美与政治领导权争夺之间的关系。文学和审美中的权力交锋也存在现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它们都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环境,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机制中。文学和审美就依托这些物质基础而存在,同时它们也必然参与并表征文学和审美内部的权力交锋。
结语部分论述了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将领导权理论引入美学研究与文化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及不足。葛兰西通过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回归黑格尔彰显了主体的能动作用,也为分析话语实践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模式。领导权理论被引入英国以后与其文学批评实践与审美经验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英国民族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通过领导权理论把审美话语与社会权力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领域联系起来,既考虑到了它们的特殊性,又解释了文学艺术与审美经验内部不断发生的权力碰撞和冲突。不过,与拉克劳和墨菲相比,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并没能对意义生产与权力之间的动态转换机制作出更为深入的微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