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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内部或区域性的问题。但是，在近30年的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背景下，环境问题似乎也被赋予了全球化的内容。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发达国家数据所观测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简称EKC)，是收入提高产生的必然结果?还是污染转移形成的暂时现象?如果将“污染避难所假说”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相联系，那么代表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EKC曲线很可能出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国家。如果假设成立，专业化分工将促使“资源”和“污染”都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而EKC曲线也不过是这一专业分工的必然结果。此时，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经济中，我们将需要重新回到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说。
虽然EKC假说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证明，但对于经验事实而言，对EKC假说最严厉的批评也正是考虑到开放条件下的污染转移问题。进而EKC假说所暗含的“收入决定论”受到了质疑。因此，本文按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贸易流向”--“EKC形成”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论证。首先，除了收入水平之外，在“污染-收入”轨迹中还应该考虑到工业发展水平、贸易开放水平等影响因素，或者说EKC形成是否与贸易有关?其次，贸易与环境之间是否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方向是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即包含在贸易着的商品中的污染要素含量对一国环境的影响。按照这一逻辑，具有哪些“要素禀赋特征”的国家将成为世界的“污染储藏地”?国家之间“环境禀赋”(环境规制、环境支出)的差异能否影响污染品的国际贸易流向?当然，这一假说背后的逻辑始终还是比较优势原理。
事实上，我国正经历着所谓的“污染的工业经济阶段”，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引起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对经济增长与外部环境变化关系的思考。因此，本文将沿着上述思路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一，从理论上，通过在产出与环境支出(环境规制)之间进行权衡，本文发现在封闭条件下，“污染-产出”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得到了证明。同时，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将对“污染-产出”的最优路径产生影响：那些长期处于污染品净出口的国家，其EKC曲线拐点位置将向右偏移。
第二，从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工业发展水平都会对“污染-收入”关系产生影响。其中，根据“收入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可以将全部国家划分成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低收入-低工业”(最不发达的国家)、“低收入-高工业”(发展中国家)、“高收入-高工业”(原油输出国)、“高收入-低工业”(发达国家)。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贸易开放水平对“污染-收入”轨迹产生了显著影响。
第三，贸易与环境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方向还将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丰裕、“环境规制”严格的发达国家，将在“非资源基础型”污染品出口中具有比较优势；相反，“普通劳动力”和“不可再生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将在“资源基础型”污染品出口中占据优势。因此，污染密集型商品的“南-北”贸易模式逐渐形成。此外，国家之间的环境禀赋(环境规制或环境支出)差异并不会影响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流向，而内生环境规制却显著的促进了“非资源基础型”污染品的净出口。从某种程度来说，发达国家反而成为了“污染避难所”。
第四，本文认为，EKC的形成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结果，而国际贸易也不过是这种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一个客观反映。我们应该看到，国际贸易在带来污染的同时也增加了一国的收入，而贸易的收入效应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因此，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与EKC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然而，单就某一历史时点而言，国际贸易在实现“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达到了“污染配置”的效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恰恰反应了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