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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是中国文章体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在此期，传统诗文类型出现了变革;新的文体样式也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类型。这些文体新变现象，与当时社会的学术风气、士族的家世文化及知识积累有密切互动关系。
本报告“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交叉运用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南朝雅乐歌辞文体、永明声律审美、绝句体、七言诗等本期最具代表性文体新变现象，结论大致如下:
一、南朝前期的朝廷雅乐歌辞率先出现文体新变，突出地表现在高门甲族陈郡谢氏所创制的祀五帝歌辞上。谢庄《宋明堂歌》始“以数立言”造作祀五帝歌辞，形成一套有别于汉郊祀五帝歌四言旧制的新文体;此后南齐建元、永明年间谢超宗造《齐明堂歌》，建武年间谢朓造《雩祭歌》，乃至北朝祖珽所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中，五帝歌文体皆“一依谢庄”，反映出陈郡谢氏对南朝前期礼乐文化的引领之功。入梁之后，萧衍“自制定礼乐”，沈约所造《梁明堂歌》中五帝歌辞采用四言体，摒弃宋、齐成制;出身萧梁的庾信入北周后所造《周祀五帝歌》，虽采用“以数立言”，但却未“一依谢庄”，反映出南朝后期新兴文士对礼乐文化之自觉掌控。祀五帝歌辞之文体新变，折射出南朝时代高门甲族与新兴文士之“删《诗》《书》、制礼乐”情结及其文化创新心态。
二、以沈约、王融、谢朓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从一开始即怀有自觉革新诗体的态度。他们提倡之区分字之四声，在诗句中排列配合，实现诗作文字所固有的音声之美。这与古诗之合乐协韵所带来的音声之美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人类所固有的语音调韵之美，而后者借用了乐器音声之美。永明声律审美，是要回归人固有的音声之美，聆听人内心固有的一种美感节奏。永明体诗人们认为区分四声、错综排比入诗，是回归人固有音声之美的唯一路径。这种音声审美的思路与其知识背景，既有诗乐合一、三百篇皆弦歌之的声音审美积淀，又有佛教审音之学的催化，是范晔、谢庄到王融一脉东晋以来旧高门士族子弟与周颙、沈约、刘绘等新兴士族融通新旧文化所共同推出的文体新变。
三、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五言四句原是民间小调习用体式，汉魏乐府古辞中已颇见其用，两晋文人偶有创作，但一般不加重视。刘宋以来，王室对于吴声西曲之喜好，带动了五言四句体的兴起。至齐梁时代，这一篇幅短小的文体，成为文士展开声律审美实践的试验田，文士大量参与创作。以谢朓的《玉阶怨》、《铜雀悲》等利用乐府古辞旧题所创作的五言四句体作品为代表，形成了文体典范。梁代选集《玉台新咏》专门编纂五言四句体，并将其定名为“绝句”。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艺境之精简妙绝的意蕴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由于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遂有绝句“截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反映。
四、汉代以来蒙书、歌谣、镜铭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场合常用七言体。南朝颜延之、任昉、刘孝标、萧纲等标立七言诗体，且以汉武帝与群臣合作之《柏梁诗》为七言诗始篇，反映出新兴士族在政治地位确立以后，在文化上的自我士大夫化。选择通篇实字句式，能与乐歌、楚辞体相区别的《柏梁诗》为七言诗体始篇，透露出六朝以来文人诗与乐歌、楚辞分离的趋势;确立了诗体通篇实字齐言的文样，使得七言诗与五言诗同步走上声律化之路。由于《柏梁诗》的被认可，七言体作为汉武帝与群臣共诵之诗型，成了后世宫廷追模的文体，影响到七言律诗最终成立于唐代宫廷创作中。《柏梁诗》被选为七言诗始篇，是七言体之所以能产生出代表汉语诗歌声律艺术顶峰之七言律诗的关键起点。
综上可见，南朝文体新变，首先由旧高门甲族，利用其深厚的文化积累所促成的，并且由于高门甲族的文化影响力，使得“文体新变”发展为士族阶层在文化上彼此竞争的内容之一。后来无论是来自本土传统的知识，还是外来或民间的知识，只要能为新变提供素材，都可能为此期文士所用，成为“知识至上”南朝学风形成的重要动力。这是整个南朝学术文化创造极为活跃重要原因，也为隋唐文化开放的盛世到来奠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