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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先生在其《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一书中论述到:“近年来,为刑事被告做了那幺多工作,在每一个可想到有援助和支持作用的方面,都给予了被告人。这包括法律代理的自由,辩护权平反和许多其它服务。”对此美国杰出被害人权利倡导者哈尔·哈斯作了扼要的说明:在那宁静的夜晚,-----我们如何解释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支持。这个制度每年都要为我们社会上的暴动、激进分子、凶恶的抢劫犯花费千百万美元,用在了为罪犯准备的职业训练、学校教育、救护培训、医疗和精神病治疗机构上。这种罪犯本位的司法制度使被害人背上了社会、精神和经济损失的额外负担。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是各国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理想状态。在实现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时,无论是被告人的权利还是被害人的利益都应尊重,这不仅有利于被告人的矫正改造,也有利于被害人复归社会。刑事诉讼为国家所独占,私人诉讼不予许可。但如果不建立一种在刑事诉讼中能够反映出犯罪被害人意思的制度,则刑事诉讼法便会游离于国民之外而失去信赖。时至今日,当犯罪已成为世界性公害而无法遏制时,人们不得不反思:如何保护被害人,如何保护自己。美国“9.11”事件、我国河北石家庄爆炸案等足以证明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司法实践中,犯罪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与被害人最终所得到的有限的赔偿,难以弥补被害人所受的痛苦和损失。现代诉权理论认为,诉权是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有着其独立的存在价值。现代诉权理论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使当事人由诉讼的客体转为诉讼的主体,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现代诉权理论站在程序利用者的角度,保证当事人能够及时、便利地通过对法院所享有的司法裁判请求权,以使案件获得适时、适式之审判,并最终获得公正的裁决和判罚。任何形式的拒绝裁判和无故拖延都是不能容忍的。在保护刑事被害人诉权方面,我国的现行立法和现行制度不能说是充分和充实的,被害人有限的诉权难以充分行使,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要挖掘到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习惯。而在近层次的原因方面,则是对诉权本身缺乏认识所致。这种认识的匮乏反映在立法上,强调了法院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干预,以及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阶段中的诉权问题,对于理顺公诉机构与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关系,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从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入手,完善被害人诉权保障制度,才能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基于此,笔者从刑事被害人诉权存在的正当性和客观性出发,借鉴国外对刑事被害人诉权保护的有效做法,主张应将刑事诉讼中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到它应有的位置,以便刑民兼容、责任追究与权利救济并行,以彰显法律之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