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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关注度大幅提高，并衍发了以培养民众新精神来获取民族独立性的“教育救国”思潮。这种志在塑造民众的主体性思想、改良民众的思维附庸模式，从思想文化层面来教育民众、改良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做法影响了后来众多的学者，钟敬文的思想中也明确体现了这一点。但晚清学者对风俗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具有相当明确的目的性，他们主要利用民间的各种文化形式作为教育的手段，对民间文化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的认识。
晚清的“教育救国”思潮发展到民国，促生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尽管中国民俗学的发端与整个时代发展新文化、教育民众、改良社会的目标相一致，但在其发展初期，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教育意识却出现了分化。他们在民俗学的领域内，并不强调民俗文化的致用功能，而是坚持着以学术求真为先的思路。受此影响，这一时期钟敬文也表现出偏重学术的研究取向，他日后在不同政治环境下体现出来的独立学术精神都与此时的学术训练有关。
钟敬文秉承了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受到民俗学发展初期独立学术精神的影响，他对民俗教育问题的思考也在学术和致用矛盾中不断反复，大致形成了这样的脉络：最初致用的尝试--纯学术的呼声--对民间文艺教育功能的学术性思考--抗战时期重新注重致用--建国后致力于学科体制化建设与社会应用的结合。他的民俗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民俗文化具有卓越的教育价值，自古就是民间自我教育的工具，同时也是新文化建设的根源；另外，民俗文化可以被知识分子利用，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他强调，民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向民众展示自身的优秀文化，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要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并对其进行全面忠实地搜集、整理、辨别，教育民众的前提是教育知识分子自身。
钟敬文民俗教育思想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浪漫的“民间”情怀和独立的学术精神，二者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并最终共同指向他身上强烈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民俗文化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学术意义，二者从根本上讲具有一致性：首先，它们同源于民俗文化自身丰富且优越的内在价值；其次，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社会致用和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发展。这种“教育致用”与“学术追求”的辩证统一在其民俗教育思想的表述与实践中都得以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