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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及各国相关政策调整，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状况有所缓解。但是，在后会融危机时代，尤其是2010～2015年，全球经济失衡不会根本消除，甚至还有可能激化，人民币仍旧会面临升值压力。确定人民币升值与否、采用何种方式升值，都须首先明确不同方式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然而，目前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得到一致、可靠的结论，存在理论性、可靠性、有效性、针对性和实证性不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理论模型、假设条件、替代弹性、基础数据等方面进行改进，探索使用CGE模型研究汇率变动对国内经济影响的新方法，以期明确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宏观经济各个方面的短期影响和中长期影响，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有效的参考。
CGE模型中的汇率是一个相对价格，用于将国外价格折算为国内价格。可以将其看作是“国外”部门和“国内”间的名义汇率，而这个“国外”部门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包括了“国内”的各个贸易伙伴。因此，CGE模型中的汇率既不是“国内”货币兑美元汇率，也不是“国内”货币的有效汇率，而是一个“国内”和“国外”间价格的折算指数，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概念。目前大部分CGE模型只有一个汇率变量，将其用于分析某种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效应缺乏针对性。本文最核心的创新点在于把多边汇率框架，特别是美元汇率变动因素，加入到CGE模型中，以双边汇率一般均衡模型(Bilateral Exchange Rate CGE，BER_CGE)为基础，建立了多边汇率一般均衡模型(Multilateral Exchange Rate CGE，MER_CGE);并借助这两个模型设计了三个可以进行相互比照的场景（Scenario），代表了三种升值方式，提高了模型的针对性和实证性，也得出了全文最核心的结论。
在场景一中，美元汇率维持不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10％，从而实现对其他货币升值10％，代表人民币主动升值。在该场景中，我国实体经济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突际GDP降幅超过2％，居民消费、劳动力需求、居民收入、FDI等变量也均受到不同幅度的负面影响，总顺差和对美顺差均有所降低，在“一价定律”和“小国假设”成立的条件下，贸易条件没有任何改善。模型确定了资本收益率为粘性这一假设，在该假设下，居民收入将有超过10％的降幅；虽然短期内进口有所增长，但在中长期由于收入减少，产品进口趋于下降；同理，居民消费也较基准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欲使汇率升值能够起到促进消费和进口的作用，必须改变我国目前资本和劳动的力量对比状况。
在场景二中，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贬值1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10％，从而实现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率维持不变，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小于场景一。在该场景中，短期内GDP、居民消费、劳动力需求等变量受到的负面影响小于场景一，GDP仅相对于基准情况下滑0.5％左右。与场景一的主要区别在于，顺差不降反增，贸易条件有所恶化，这都和美元贬值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市场间的相互替代，对美出口大幅下滑而进口则大幅增加，导致对美顺差急剧减少。中长期看，随着“一价定律”的调整完成，以美元表示的世界出口价格逐步提高，人民币这种升值方式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变得十分微弱，仅限于通过居民转移收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等渠道影响国内经济；但是，总顺差依旧较基准情况扩大了7％以上，对美顺差也由减少转为增加。可见，在美元贬值的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升值无法递补美元贬值对我国顺差、贸易条件的影响。
在场景三中，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升值1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不变，从而实现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率升值10％，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小于场景一，但大于场景二，代表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升值。短期内，相对于场景一，GDP、劳动力需求、财政收入、居民收入、FDI流入、居民消费等各个变量的降幅均较小，GDP需经过三年才能达到2％以上的降幅，同时顺差的降幅更为明显，达到10％左右的水平，且贸易条件有所改善；但是，由于不同市场间的相互替代，对美顺差激增。中长期看，随着“一价定律”的逐步调整到位，以美元表示的世界出口价格逐步降低，场景一和场景三的模拟结果逐步趋同，对美顺差也由增转降；但在场景三中，由于美元升值总顺差降幅更为明显。可见，主动升值和被动升值的长期影响相仿，但被动升值更有利于降低总体顺差，短期内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程度也相对较小。
本文的创新点还包括在模型假设条件确定、数据误差调整、弹性取值、模型定位等方面进行的讨论和改进，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使三个场景分析建立在可靠、有效的CGE模型基础之上，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个“三”。
第一，讨论了“三个不匹配”。目前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存在“三个不匹配”：一是宏观计量模型与CGE模型研究结果不匹配；二是不同CGE模型的研究结果不匹配；三是研究结果和实际经济运行不匹配。三个不匹配主要涉及了CGE模型定位的问题。CGE模型是一个理论模型，虽然模型结构非常复杂，但本质上和IS-LM等模型没有任何区别，其模拟结果更多地是一种“兵棋推演”：宏观计量模型也以经济理论为基础，但更多地是实证模型，其结果建立在“趋势外推”基础上。CGE模型和宏观计量模型都是把“规则”进行外推，只不过前者的规则更多地来源于经济理论，而后者的规则更多地来源于实际经济数据中的规律。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某个变量的变动是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出口受到汇率、外需和国内生产等因素共同影响；一个因素的影响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和掩盖，例如，2005～2007年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和顺差的影响被外需的扩张所掩盖，表面看来似乎越升值，出口越多、顺差越大。CGE模型的建立基于经济理论，模拟结果是经济理论和一国经济结构的有机结合，相对于实际经济运行情况，CGE模型对某一变量细致的模拟研究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第二，讨论了使用CGE模型研究汇率所涉及的三个重要假设，之所以各个CGE模型的运算结果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与假设条件的差异相关。一是价格粘性假设。理论分析表明，只有当国内价格存在粘性的前提下，汇率波动方能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然而，CGE模型是一个以相对价格为核心建立的模型，模型中涉及众多的价格变量，很难确定一个完全合理的假设。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在众多不尽合理的假设中选择了不合理程度最低的假设，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力量对比，以及汇率对国内经济的传导路径，最终确定资本收益率为粘性这一假设。二是小国假设。这是另一个核心假设，如果假设不成立，汇率升值造成的出口价格提高可以推动世界出口价格提高，对国内经济负面影响将大为降低。考虑到我国目前主要出口最终产品，而最终产品市场具有充分竞争特点，本文设定在所有三个场景中，小国假设均成立。三是“一价定律”。在BER_CGE模型中，“一价定律”是默认成立的。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自由贸易、无运输费用等“一价定律”成立条件难以满足。在MER_CGE模型中，由于考虑了多边汇率，放松“一价定律”成为可能：而CGE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加之中长期看价格差异将逐步被贸易发展磨平，因此，本文假设“一价定律”在汇率变动三年后完成调整，也就是说，“一价定律”中长期成立。
第三，对CGE模型的数据、方程和弹性做了三个方面的尝试。在数据方面，本文以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建立了2005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建立社会核算矩阵的核心是误差调整，本文没有采取类似于约束矩阵平衡法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断其一指”的方法，把投入产出表的误差项直接加入到营业盈余中，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投入产出表的结构性信息。在弹性方面，本文分析了各个主要替代弹性变动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发现弹性取值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模型结果，如不讨论弹性取值，CGE模型将成为一个“黑箱”，不同CGE模型结果难于相互比较。然而，CGE模型的弹性理论性极强，实证估计难度相当大，本文最终删繁就简，根据国内外文献及我国经济结构特点，确定了模型主要替代弹性取值。在模型方程上，本文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在模型中加入了外汇储备、FDI等变量，建立了新的宏观闭合条件；同时，修改了模型的相关方程，建立了考虑多边汇率框架的CGE模型。
全文共包括七章。第一章为引言，重点介绍了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二章是理论模型和CGE模型定位，重点介绍简单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通过讨论“三个不匹配”确定CGE模型的定位，该章重点解决理论性的有关问题。第三章是BER_CGE的数据，介绍社会核算矩阵的建立方法，该章重点解决可靠性的有关问题。第四章是BERCGE的模块和方程。第五章将使用BER_CGE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模拟分析，重点介绍外生变量的选取、弹性的设定，并冲击未拆分前的“汇率”变量，该章重点解决有效性问题。第六章是模型的扩展——建立MER_CGE模型，在该章将对汇率变量进行拆分，并应用于相关场景的分析，该章重点解决针对性和实证性问题。第七章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本文的结论和创新点，讨论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调整方向与方式，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