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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很自然，它也是现今中国社会科学界最热衷的研究领域。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农民既是“三农”问题的能动主体，也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成分。因而，其良好的生存状态和幸福感受就成为中国社会稳定与整合的根基所在。相应地，将问题聚焦于“福利”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城乡二元结构取向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不断固化的二元福利体系。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这一取向所引致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失衡不仅使庞大的农民群体遭受福利权利的架空，也使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受到了阻碍。从二十世纪末期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政策议程开始聚焦“三农”问题，并逐步出台了多项惠农政策。然而，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下，我们难以剥离“人口众多、资源稀缺”的恒定难题，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难凭一己之力解决农民福利长时期积累而成的痼疾。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看，农民福利仍是个边缘化议题，它尚未登入主流的公共言论与学术空间。
当我们将农民福利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视野时，可以发现农民福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福利结构，且福利主体具有动态组合的特征。我们也可以发现，农民福利是被渐次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的，这说明它对整个社会朝着稳定、科学、和谐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尽管人民公社已成为很多人的记忆与想象，但它在农民福利的制度变迁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小觑的，其所建构的“周延合理”的福利框架与运行模式是十分值得我们思考的。
当下，中国农民福利领域突出存在着以物质化、去福利化和福利主体缺失为特征的核心困境。如何满足农民最现实的福利需求已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不断前进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因为，它有助于避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跛脚化”陷阱，有助于改变农村社会的后发劣势，从而为改革增加又一关键性的优势变量。
本研究主要关注农民福利的治理。依循治理理论的发展路线，可以发现福利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过程的重要内容。作为治理内涵的有机构成，福利治理的视角融入有利于扩展农民福利的实现方式。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合理疆界的逐步确立，乡村公民社会发生了根本转型，这一转型是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第三部门的培育与生长提供了农民福利的另一种可能，它的介入为农民福利走出低效治理融入了更多元的社会力量，进而使福利善治得以可能。相对福利供给而言，福利治理是一个更具张力的概念，它涵盖了福利的产生、传递与供给的体系化实现过程。因而，福利治理的引入有利于本研究以第三部门为镜像透析它与其他福利主体所发生的关联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创新模式。
在对中国农民福利进行历史解读的基础上，笔者澄清了农民福利在治理框架中所处的现实位置与路径依赖。在此背景下，通过C村的逻辑解构，考察了农民福利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多维视野中建立、发展与重构。在制度性背景与结构性变迁的基础上，重点呈现了第三部门视域下农民福利的治理创新--农民福利的合作主义模式，并从泛化层面探讨了第三部门视域下这一创新模式的实现路径。这样一种逻辑路线内在地勾连了本文的研究进路。
通过聚焦于以高度发达的第三部门组织与高水平的农民福利为特征的C村，本研究型构了中国农民福利治理的另一种路径选择。通过C村的个案研究，本文挖掘了第三部门在农民福利治理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行动逻辑与实现机制，及其与不同的福利主体在福利治理中所型塑的模式。其内涵是，在改善农民福利的路径上，经由不同行动主体的介入、权力/权威形式的转型及作用机制的融合可以实现福利善治目标的达成。
在谋篇布局上，本研究首先通过历史解读方法系统地呈现了乡村社会中农民福利的模式变迁、创新模式及核心困境。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农民福利的发展折射了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内在变化。根本地，社会结构对中国农民福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共同影响并决定了农民福利的发展方向、供给水平、实现机制与内在结构。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C村为介入点，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透视了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农民福利发展史，从中剖析福利内涵与福利主体的结构转换。与对中国农民福利的模式变迁分析相区别的是，本部分的论述重点旨在呈现农民福利发展变迁中的具体图景和内生逻辑，而非抽象意义上的制度框架呈现。本文重点呈现了C村第三部门的发展情形，并剖析了现行C村农民福利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在农民福利场域的理性回归，农民福利相对处于一个良好的治理环境，因而赋予第三部门广泛的行动空间。当传统的福利主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功能限度时，第三部门的力量介入为农民福利的治理创新奠定了组织基础。
基于此，我们通过对C村第三部门组织和农民福利的“深描”，呈现了两大变量的核心特征及其实践逻辑。C村形成了以村委会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准第三部门、自下而上的草根型第三部门和外部输入型专业化第三部门。通过与政府、村党支部及第三部门内部组织间的力量整合，第三部门构筑了实现异质化福利供给的代理机制、替代机制与补充机制，并在第三部门的组合行动中聚合了三者的功能效应，实现了农民福利的治理创新--合作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以农民的内在需求为导向，以社会化的福利供给破解了农民福利的核心困境，从而为中国农民福利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指向。
在合作主义模式中，第三部门在农民福利的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以代理、替代与补充为行动逻辑的“扁平化”治理结构，打破了原有垂直分工供给体系下的层级治理。在扁平化的福利治理结构中，第三部门团体是C村农民福利得以走出“物质化、去福利化、福利主体缺位”之困境的根本所在。
在合作主义模式下，C村重构了多元化的农民福利体系，其内在结构与发展方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以保障性福利、社会服务与精神文化福利为内核，不仅为现代风险系统中的农民建筑了强有力的抗风险网络，也为村庄经济发展提供了和谐基础--保障性福利作为农民福利的主要基础，它将在今后得到国家层面更大的财政支持与制度保障；以农民需求为首要目标的服务性福利将成为方便农民生活、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其中，第三部门将发挥根本作用；以文化本位为导向的福利体系通过软福利的补充建设弥合了农村社区中社会团结的断裂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通过对社会基础的剖析，可以发现农民福利的合作主义模式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从其农民福利内在结构的合理性看，序列化的福利体系为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并举奠定了基础；多元化的福利体系为身处风险系统的农民提供了有力的防护网络；文化本位的视角融入为农民福利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团结基础；发展型福利体系的建设对解决农民福利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成本减缩意义。与此同时，政府职能所发生的鲜明转向、公共财政体制与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社区治理的结构转型、农民主体对公共福利服务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农民的福利意识从内缩型向权利观的转变等因素，都奠定了农民福利合作主义模式的生长基础与制度环境。
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要实现农民福利的善治--合作主义模式，必须以建构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为前提。伴同社会三大部门互动关系和交往原则的明晰，第三部门将与另两者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整合机制，而其在福利治理中所独具的组织特性和边界功能也将得到更大的空间扩展。通过对C村模式的可复制性分析，可以发现，合作主义模式解决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农民福利困境，但在具体的运行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志愿失灵、独立性与合法性空间的不足，等等。因此，就农民福利的合作主义模式而言，首要的，应当理顺政府在农民福利治理中的角色，营造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制度环境；并建立整合的监管体系，推动第三部门在福利治理中的良性发展。其次，理性建构第三部门在农民福利治理中的角色，厘定第三部门在农民福利中的行动机制。最后，应当合理廓清政府与第三部门“掌舵与划桨”的良性关系，通过政府在福利治理中的平台建设奠定农民福利的治理基础，切实发挥第三部门在农民福利治理中的显著功能。
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外来制度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农村经济时，都会存在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也决定了农民福利建设成本的高度。对此，化解的手段只能从农民的组织化入手。我们需进一步完善以村委会为核心的村民自治为主的社区治理体制，纠正土地在农民福利中的错位替代，完善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实以第三部门为组织基础的新型农民福利治理平台。从具体的政策意涵上看，要推进农民福利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着力构建均衡的乡村第三部门组织，营造乡村公民社会结构转型的有利环境；另一方面，应当促成农村政策在议题上的价值重构--走出农村政策单一的物质维度，迈向以福利为取向的发展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