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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科学研究正向新的高度迈进，给科技新闻提供了新的天地，也对中国的科技新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科技新闻的研究也将从“冷门”转成“热门”。 论文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中国科技新闻所处的政治、人文、科技、学术和媒体环境，提出困境来自外部制约和内在困扰两个方面。外部制约包括政治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科技水平因素、科学家团体以及媒体整体状况等因素，内部则受到科技记者本身表现不佳和科技新闻在媒体内部不受重视的困扰。 针对以上制约和困扰，论文选取了四个方面从微观角度加以考察与研究。 第一是考察作为科技新闻信源的科学家，探究科学家与科技记者和互动关系。通过研究发现，科学家与科技记者之间的沟通存在障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中国新闻的表现整体具有特殊性，中国科技记者对科学家的依赖才是这一互动关系中的最突出问题。 第二点是科学记者本身的素质与培养问题。中国高等院校陆续开办了专门培养科技记者的相关专业，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是，从科技记者的在职培训来看，中国与欧美国家及国际组织相比，差距还很大。 第三点是采访体制因素。各单位、部门通过对信息有意识地控制，使“跑口”的科技记者处于被动地位，某种程度上符合社会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处于核心层的“跑口”记者与被采访部门主动配合，达成“显性共生”关系，共同构成了中国科技新闻的第一道“守门人”。 第四点是编辑过程的因素。本论文通过实地观察与访谈，发现非正常因素对科技新闻的编发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影响程度因人而异，不同类型的记者所受的影响不同。 通过研究，论文主要在五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提出了以科技记者为中心的科技新闻流程与影响要素分析模型。论文分析发现，在中国科技新闻的传播过程中，科技记者起到了中心作用。从前端来看，科学家作为科技新闻的信源固然重要，采访部门也对科技记者进行了种种制约，编辑从后端对科技记者的稿件进行筛选。但是科技记者有较强的张力与自由度，不同类型的记者对于采访部门的态度是不同的，其对信源的依赖程度也有轻重之分。科技记者通过提供不同质量和性质的中间产品（稿件），能够影响编辑对稿件的选择。 二是明确了“科学家依赖症”的概念。科技记者对科学家的依赖，与科技新闻本身的特质直接相关。以前的传播学者对这一现象也有涉及。论文研究发现，中国科技记者对科学家的依赖程度深、范围广，造成的后果也比较严重。由此，论文明确提出了“科学家依赖症”的概念。 三是提出了“跑口”记者与采访部门之间的“显性同化关系”。通过分析发现，在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科学性争议性事件中，“跑口”记者身处采访部门和媒体之间，可以有效调动各种资源，以表面上的第三者名义出现，改变事件进程，引导舆论进程。虽然国外学者记者与信息源的“同化”关系有过描述和研究，但一般都是“隐性”的，还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显性”同化现象。 四是提出了科技新闻编辑过程中的“利益—责任”现象。即在中国科技采访、编辑的过程中，除了关于新闻价值的判断等正常因素外，编辑选择稿件过程中的非正常因素还表现比较明显。而各种非正常因素贯穿两条主线，一个是利益，一个是责任，即利益最大化与责任最小化是编辑稿件的主要原则。 五通过实地调查与分析发现，中国科技记者群体整体知识素质较高，不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理工科背景都比较强，中国科技新闻之所以连续不断出现问题，有着较为复杂的因素，包括整体环境的影响、科技共同体的问题、被采访部门的制约以及编辑过程中的非正常因素等等。 针对中国科技新闻存在的问题，论文提出七点对策:一是加大对科技记者的培养;二是加强科技记者与科学家的沟通;三是改革现行采访体制及评价机制，防止信息提供方与跑口记者的“显性同化”;四是完善新闻工作者的报酬机制，排除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五是明确惩罚机制，对于重大失误要追查责任;六是科技记者本身提高竞争意识，写出高质量的报道;七是允许媒体就事关科学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培养全民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