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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发展不足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社会发展不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教育发展的不足。怎样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事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事关中国的稳定与和谐,事关经济增长结构的有效转变。本文试图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激励机制为核心,分析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农民、政府、学校和教师三方主体的行为和激励,试图详细地分析现有制度安排导致的能力不足、激励扭曲或错误激励。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农村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历史,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几个“特征性事实”:教育经费短缺、教师与教育质量低下、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
对经济发展中中国农民教育投资激励的研究分为两块: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和农民家庭支出的角度。农民家庭收入角度,经济发展中农民的教育投资激励取决于两个系列的内容:教育对农民家庭农村农业收入、农村非农收入和城市工商部门收入的影响,这称之为教育回报率;教育对农民家庭由农村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部门和城市工商部门转移的影响,这称之为教育就业选择效应。利用实证数据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村教育回报率偏低。这主要表现为,农村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教育回报率过低,农村非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重很小。教育对促进农民家庭由农村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部门转移几乎没有作用,对促进农村家庭向外出务工转移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农民家庭支出角度,研究发现,农民家庭存在信贷约束问题,但对不同出生顺序的子女影响不同。而存在信贷约束问题时,政府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激励影响甚微,只是增加了家庭消费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以及家庭子女的长期教育决策影响不大。
对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教育投资能力和激励进行研究后,我们认为,政府是现有状况下制度成本最低的、克服市场失灵,有效供给教育服务的制度方案。但由于中国政府确定的“分级办学,各负其责”的教育支出事权安排与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相冲突,导致了教育发展财权事权不对称。而转移支付政策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考虑,加剧了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不均衡,加剧了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地方政府教育支出能力的下滑乃至丧失。我们最后研究了具有主要支出责任的地方政府盼教育投资激励,发现,由于地方政府执行着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二元职能,政府考核机制诱导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公共服务,这加剧了农村教育发展困局。
对经济发展中中国农村学校和教师行为和激励进行研究后,我们认为,公立学校中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被削减,而经济发展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导致教师的机会成本的提高,这些导致并加剧了教师流失。教师流失为核心的优秀员工流失,导致学校管理恶化,教育质量下滑。为阻止教育质量下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许多地区开始教育市场化的尝试。我们将教育市场化分为两种模式:宿迁模式和教育券模式。宿迁模式以鼓励发展私立教育、改革激励机制为核心,有效提高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教师激励,促进了教育发展。但宿迁模式的政府缺位以及政府对不正当竞争的管理不力导致了一系列恶果。教育券模式在国外的发展表明,它可以促进学生和家长的选择,促进学校间竞争,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教师激励,但也会带来不公平现象。中国的教育券实践中,浙江长兴模式有效支持民办教育发展,但改革的不彻底性、不规范性带来许多问题；湖北监利变法建立有效模式,却由于政治压力、舆论环境和资源约束而被迫停止。
对研究进行总结,我们提出本文的核心结论:提高参与人的激励。提高参与人的激励包含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计划与机制的重新安排,可以划分为:提高农民的激励、提高地方政府的激励、提高学校和教师的激励。我们发现,提高农民的激励依赖于市场制度建设、劳动力市场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还要包括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校和教师的激励；而要提高学校和教师的激励要进行制度改革,但同时要有充足的资金,这需要政府财税体制改革和提高地方政府的激励；政府财税体制改革和提高地方政府的激励需要政治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总之,农村教育改革是个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