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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拉克面临着严峻的水资源挑战，近期这一状况又有了明显的恶化。尽管造成这种水资源挑战的部分原因是自然原因，例如气候变化、人口激增，但主要还是归咎于上游国家的水政策，因为伊拉克75%左右的水资源来自其境外的跨界水，其中，约42条季节性河流或非季节性河流发源于伊朗，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则发源于土耳其，流经伊拉克。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土耳其和伊朗相对伊拉克而言有更多的特权，尤其是在2003年美国领导的入侵之后更是如此，除了拥有共有河流上游的位置外，它们还在物质资源和议价能力方面也享有优势。
作为地区霸权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开发水文项目，作为其国家发展项目的一部分，忽略了伊拉克的水权。尽管如此，伊拉克为了维持其水资源状况，对该地区有利于土耳其和伊朗的不平等的格局提出了挑战。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伊拉克为了维持其水资源需求而采取的对抗水霸权国家的策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理解不同国家围绕这些河流的互动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本文将以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阿拉伯河为切入点，理解伊朗和土耳其在该些水域的水政治关系。
经验结果证实，伊拉克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水政治关系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整体的政治互动。霸权主义者总是公开推动水问题非政治化，他们的实际目的是维持理想的现状或实现其战略目标。尽管如此，为了从土耳其与伊朗获得理想的水质和水量，伊拉克实行了各种战略，利用议题联系，将石油出口和贸易等议题与国际水法和规范相联系。
本文以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为研究方法，该理论对理解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冲突的相互转换具有价值。同时，建构主义方法也可以解释国家认同的形成、变化和国家互动结构的表现。然而，建构主义方法的运用需要一定的框架，因此，本文将应用马克·泽图纳（Mark Zeitouna）和杰罗恩·华纳（Jeroen Warner）的水霸权框架（FHH）和安娜·卡斯考（Ana Cascao）的反水霸权框架（CFHH）。其中，FHH刻画了伊拉克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水政治关系，CFHH则强调了伊拉克对上游（霸权）国家的政策。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和信息主要来自学术文章、报纸、官方文件，以及与一些专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的资料。为此，本文将主要运用实证和后实证的定性研究方法，因为它比定量方法更适合。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在经验研究方面，首先，与以往主要关注幼发拉底河，或将其置于叙利亚与土耳其关系背景下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在伊拉克与土耳其的关系背景下关注幼发拉底和和底格里斯河；第二，尽管阿拉伯河已经被广泛研究，但是现有研究多关注工程与环境角度。因此，本文将主要探究阿拉伯河的宏观政治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针对该河流研究的空白；第三，本文创造性地强调了伊拉克为了保持流经河流的水流而实行的反水霸权策略。
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的理论发现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本文证明了水霸权框架可以用于分析构成两主权国家边界的跨界水，例如阿拉伯河；第二，本文强调从理性角度出发，理解霸权的作用和代价，区别于其他研究在全球霸权模式下，对霸权国应当承担责任的理解。
本文运用的水霸权框架主要基于两个支柱。第一个是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的“三维权力观”，即行为的、议程控制的、塑造信仰偏好的权力。霸权强调第三维度的权力，即塑造信仰、偏好与愿望的权力。霸权国家通过塑造自己主体的遵从性，使他国自愿服从，或认为除了服从没有更好的选择。此外，行为和议程控制的权力也可能会被使用。
霸权的模式是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理论为基础的葛兰西式霸权，这种霸权范式完美地契合了史蒂芬·卢克斯的三个权力维度。葛兰西式霸权倾向于利用非物质力量来实现其战略，物质力量则总是隐于其后。然而，本文将水霸权定义为一种区域权力或霸权，这意味着，区域霸权需要承担其所在区域的环境所带来的负担，其影响力的范围只限于邻近国家。因此，人们可以评估区域霸权及其力量，而不会将其与全球霸权混淆，因为区域性赋予区域霸权国家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区域霸权国家比邻国拥有更多的物质力量，如军事力量、经济和技术力量；第二，区域霸权国家塑造或制约其追随国的偏好。尽管服从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过程，但一旦实现，就不需要动用其他类型的权力；第三，区域霸权国家不仅需要来自所在区域国家的承认，还需要得到全球体系的承认。这种承认的性质可能是被承认为建设性的国家如土耳其，也可能是被承认为破坏性的国家如伊朗。
第一个案例研究是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水政治关系。这项研究展示表明了，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土耳其是如何将试图征服这两条河流，将其作为其宏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的。然而，土耳其始终拥有相对于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内的其它地区国家的优越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变量下，它以不同的方式扮演着霸权角色。利用其上游的地理位置，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修建了一系列水坝，以实现对河流的控制。除此之外，其军事力量和议价能力也都优于伊拉克和叙利亚。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表明，双方关系的好坏与地区和全球环境紧密相连。土耳其在上个世纪前15年一直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尽管如此，它还是启动了以视水资源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国家发展计划。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上修建了Keban和Karakaya水坝，水资源才成为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一个不幸的巧合是，叙利亚完成了塔普卡大坝，如果不释放伊拉克所需的水，那将激起伊拉克对前者动用军事力量。
本文表明，两个阶段的霸权结构可以适用于阿拉伯河。第一个阶段，其特点在于利用军事力量等硬权力、寻求盟友，并支持库尔德武装跨界叛乱。由此，伊朗实现了对阿拉伯河附近地区的控制，这使得伊拉克被迫于1975年签署了《阿尔及利亚协议》。然而，该协议是伊朗使用硬权力的产物，在权力平衡稍有改变时就不复存在了。这一点在伊拉克恢复其实力后得到了印证，这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伊朗体制的改变不谋而合。然而，第二阶段的特点则是伊朗很少使用硬权力，其国家行动是基于於软实力。
此外，伊朗通过支持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势头大增，它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伊拉克，深深触动了伊拉克人民的心灵。很显然，它有能力对伊拉克人民行使“最高权力”。最终，阿拉伯河问题消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关切与媒体报道中。
尽管土耳其与伊朗分别巩固了其对幼发拉底河与阿拉伯河的控制，并从与之前伊拉克的不对称权力中获益，但伊拉克对此并不是无能为力。相反，伊拉克运用了多种策略来抵制这种双重的水霸权，如果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伊拉克要么将霸权格局由恶性转为良性，要么将局势转变为“共同控制”。伊拉克的策略包含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策略以抵制水霸权国家。即使是在危机时期，伊拉克也未曾放弃对现状的抵制。
不同于安娜·卡斯考(Ana Cascao)以“表面同意”和“暗地竞争”描述埃塞俄比亚对埃及霸权的抵制，伊拉克的抵制几乎都显而易见。但尽管如此，对伊拉克抵制策略的分析与卡斯考所提出的埃塞俄比亚的策略仍有相似之处。伊拉克的策略包括积极外交、反应型外交与合作、培养专业技能知识、争取国际支持、话语选择以及诉诸法律等。此外，其策略还包括石油出口与贸易、以及利用社交媒体等。
本文发现，伊拉克通过多种策略抵制上游国家——土耳其与伊朗两国，然而，这些策略既包含有意的行动，也包括无意的行动。其中，原油是其最有效的抵制工具。但同时，土耳其也曾多次利用原油抵制伊拉克。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土耳其切断了穿越其领土的伊拉克石油管道，以此作为对萨达姆政权的惩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最重要的能力在于其非物质性行动，包括积极外交、反应性外交、利用国际水法、诉诸安全议题与采取合作的言辞等。
本文共分为具体如下章节：
第一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简要解释伊拉克的地形水资源及其空间分布；介绍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与阿拉伯河三条河流水道的排水情况；时间界定；研究差距与研究意义；经验发现与理论贡献；研究问题；假设、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法与研究结构。第二章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水政治研究进行综述。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水资源是国家间与国家内部冲突的潜在根源。同时，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水资源开启国家间合作。相反，建构主义则解释了冲突与合作的相互转变。第三章是关于本文的理论背景。本文将简要介绍水霸权框架、反水霸权框架与伦敦水资源研究小组，并概述其应用价值。这些框架建立在建构主义的基础上。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伊拉克与土耳其围绕幼发拉底河的水政治关系，这说明了两国间互动如何受制于双边关系以及区域与全球的大环境。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两国关系更加缓和。第五章阐述伊拉克与伊朗围绕阿拉伯河的水政治关系。这展示了两国关系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以伊朗使用硬权力控制阿拉伯河为特征；第二阶段伊朗则使用了软权力。这种软权力或隐性权力源于宗教话语。
第六章探讨了在面对霸权国家，伊拉克为满足其水资源需要使用的主要策略。尽管伊拉克实力弱小，特别是在2003年经历美国入侵后，但它并非毫无力量而言。相反，它采取了多种策略，例如像石油出口的经济手段、利用国际水法等来维持其用水需求。最后，在第七章，本文将总结全部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一些有前景的研究建议。
作为地区霸权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开发水文项目，作为其国家发展项目的一部分，忽略了伊拉克的水权。尽管如此，伊拉克为了维持其水资源状况，对该地区有利于土耳其和伊朗的不平等的格局提出了挑战。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伊拉克为了维持其水资源需求而采取的对抗水霸权国家的策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理解不同国家围绕这些河流的互动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本文将以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阿拉伯河为切入点，理解伊朗和土耳其在该些水域的水政治关系。
经验结果证实，伊拉克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水政治关系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整体的政治互动。霸权主义者总是公开推动水问题非政治化，他们的实际目的是维持理想的现状或实现其战略目标。尽管如此，为了从土耳其与伊朗获得理想的水质和水量，伊拉克实行了各种战略，利用议题联系，将石油出口和贸易等议题与国际水法和规范相联系。
本文以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为研究方法，该理论对理解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冲突的相互转换具有价值。同时，建构主义方法也可以解释国家认同的形成、变化和国家互动结构的表现。然而，建构主义方法的运用需要一定的框架，因此，本文将应用马克·泽图纳（Mark Zeitouna）和杰罗恩·华纳（Jeroen Warner）的水霸权框架（FHH）和安娜·卡斯考（Ana Cascao）的反水霸权框架（CFHH）。其中，FHH刻画了伊拉克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水政治关系，CFHH则强调了伊拉克对上游（霸权）国家的政策。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和信息主要来自学术文章、报纸、官方文件，以及与一些专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的资料。为此，本文将主要运用实证和后实证的定性研究方法，因为它比定量方法更适合。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在经验研究方面，首先，与以往主要关注幼发拉底河，或将其置于叙利亚与土耳其关系背景下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在伊拉克与土耳其的关系背景下关注幼发拉底和和底格里斯河；第二，尽管阿拉伯河已经被广泛研究，但是现有研究多关注工程与环境角度。因此，本文将主要探究阿拉伯河的宏观政治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针对该河流研究的空白；第三，本文创造性地强调了伊拉克为了保持流经河流的水流而实行的反水霸权策略。
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的理论发现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本文证明了水霸权框架可以用于分析构成两主权国家边界的跨界水，例如阿拉伯河；第二，本文强调从理性角度出发，理解霸权的作用和代价，区别于其他研究在全球霸权模式下，对霸权国应当承担责任的理解。
本文运用的水霸权框架主要基于两个支柱。第一个是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的“三维权力观”，即行为的、议程控制的、塑造信仰偏好的权力。霸权强调第三维度的权力，即塑造信仰、偏好与愿望的权力。霸权国家通过塑造自己主体的遵从性，使他国自愿服从，或认为除了服从没有更好的选择。此外，行为和议程控制的权力也可能会被使用。
霸权的模式是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理论为基础的葛兰西式霸权，这种霸权范式完美地契合了史蒂芬·卢克斯的三个权力维度。葛兰西式霸权倾向于利用非物质力量来实现其战略，物质力量则总是隐于其后。然而，本文将水霸权定义为一种区域权力或霸权，这意味着，区域霸权需要承担其所在区域的环境所带来的负担，其影响力的范围只限于邻近国家。因此，人们可以评估区域霸权及其力量，而不会将其与全球霸权混淆，因为区域性赋予区域霸权国家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区域霸权国家比邻国拥有更多的物质力量，如军事力量、经济和技术力量；第二，区域霸权国家塑造或制约其追随国的偏好。尽管服从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过程，但一旦实现，就不需要动用其他类型的权力；第三，区域霸权国家不仅需要来自所在区域国家的承认，还需要得到全球体系的承认。这种承认的性质可能是被承认为建设性的国家如土耳其，也可能是被承认为破坏性的国家如伊朗。
第一个案例研究是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水政治关系。这项研究展示表明了，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土耳其是如何将试图征服这两条河流，将其作为其宏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的。然而，土耳其始终拥有相对于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内的其它地区国家的优越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变量下，它以不同的方式扮演着霸权角色。利用其上游的地理位置，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修建了一系列水坝，以实现对河流的控制。除此之外，其军事力量和议价能力也都优于伊拉克和叙利亚。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表明，双方关系的好坏与地区和全球环境紧密相连。土耳其在上个世纪前15年一直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尽管如此，它还是启动了以视水资源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国家发展计划。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上修建了Keban和Karakaya水坝，水资源才成为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一个不幸的巧合是，叙利亚完成了塔普卡大坝，如果不释放伊拉克所需的水，那将激起伊拉克对前者动用军事力量。
本文表明，两个阶段的霸权结构可以适用于阿拉伯河。第一个阶段，其特点在于利用军事力量等硬权力、寻求盟友，并支持库尔德武装跨界叛乱。由此，伊朗实现了对阿拉伯河附近地区的控制，这使得伊拉克被迫于1975年签署了《阿尔及利亚协议》。然而，该协议是伊朗使用硬权力的产物，在权力平衡稍有改变时就不复存在了。这一点在伊拉克恢复其实力后得到了印证，这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伊朗体制的改变不谋而合。然而，第二阶段的特点则是伊朗很少使用硬权力，其国家行动是基于於软实力。
此外，伊朗通过支持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势头大增，它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伊拉克，深深触动了伊拉克人民的心灵。很显然，它有能力对伊拉克人民行使“最高权力”。最终，阿拉伯河问题消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关切与媒体报道中。
尽管土耳其与伊朗分别巩固了其对幼发拉底河与阿拉伯河的控制，并从与之前伊拉克的不对称权力中获益，但伊拉克对此并不是无能为力。相反，伊拉克运用了多种策略来抵制这种双重的水霸权，如果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伊拉克要么将霸权格局由恶性转为良性，要么将局势转变为“共同控制”。伊拉克的策略包含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策略以抵制水霸权国家。即使是在危机时期，伊拉克也未曾放弃对现状的抵制。
不同于安娜·卡斯考(Ana Cascao)以“表面同意”和“暗地竞争”描述埃塞俄比亚对埃及霸权的抵制，伊拉克的抵制几乎都显而易见。但尽管如此，对伊拉克抵制策略的分析与卡斯考所提出的埃塞俄比亚的策略仍有相似之处。伊拉克的策略包括积极外交、反应型外交与合作、培养专业技能知识、争取国际支持、话语选择以及诉诸法律等。此外，其策略还包括石油出口与贸易、以及利用社交媒体等。
本文发现，伊拉克通过多种策略抵制上游国家——土耳其与伊朗两国，然而，这些策略既包含有意的行动，也包括无意的行动。其中，原油是其最有效的抵制工具。但同时，土耳其也曾多次利用原油抵制伊拉克。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土耳其切断了穿越其领土的伊拉克石油管道，以此作为对萨达姆政权的惩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最重要的能力在于其非物质性行动，包括积极外交、反应性外交、利用国际水法、诉诸安全议题与采取合作的言辞等。
本文共分为具体如下章节：
第一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简要解释伊拉克的地形水资源及其空间分布；介绍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与阿拉伯河三条河流水道的排水情况；时间界定；研究差距与研究意义；经验发现与理论贡献；研究问题；假设、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法与研究结构。第二章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水政治研究进行综述。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水资源是国家间与国家内部冲突的潜在根源。同时，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水资源开启国家间合作。相反，建构主义则解释了冲突与合作的相互转变。第三章是关于本文的理论背景。本文将简要介绍水霸权框架、反水霸权框架与伦敦水资源研究小组，并概述其应用价值。这些框架建立在建构主义的基础上。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伊拉克与土耳其围绕幼发拉底河的水政治关系，这说明了两国间互动如何受制于双边关系以及区域与全球的大环境。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两国关系更加缓和。第五章阐述伊拉克与伊朗围绕阿拉伯河的水政治关系。这展示了两国关系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以伊朗使用硬权力控制阿拉伯河为特征；第二阶段伊朗则使用了软权力。这种软权力或隐性权力源于宗教话语。
第六章探讨了在面对霸权国家，伊拉克为满足其水资源需要使用的主要策略。尽管伊拉克实力弱小，特别是在2003年经历美国入侵后，但它并非毫无力量而言。相反，它采取了多种策略，例如像石油出口的经济手段、利用国际水法等来维持其用水需求。最后，在第七章，本文将总结全部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一些有前景的研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