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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东西方阵营瓦解，苏联不复存在，北约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依据和目标。新的安全形势下，北欧各国的安全政策也将进行调整与变革，弄清他们在二战后初期至五十年代期间的安全政策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北欧主要由五国组成，分别是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二战前，纵观北欧国家历史，具有两大特征:其一，从战争到和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北欧的主体部分，瑞典和丹麦是这一舞台上最早期的主角，丹麦—挪威与瑞典—芬兰王国在历史上进行了长达百年争夺斯堪的纳维亚领导权的斗争，同时两国也展开了对波罗的海霸权的争夺。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消耗了瑞典的有生力量，削弱了其对斯堪的纳维亚区域的控制力。瑞典不得不调整自己传统的对外扩张和争霸政策，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中立道路。丹麦在18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也是输多胜少，领土不断缩小，国力无以后继。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没有哪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欧洲事务中再扮演任何独立的角色。彼此之间失去了争夺霸权的资本和实力，从战争走向和平成为必然的趋势;其二，斯堪的纳维亚安全共同体的构成。“安全共同体”概念最早由理查德·瓦根伦提出。随后卡尔·多伊奇等人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对“安全共同体”进行了全面阐述。在他们看来:“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的集团，而该集团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进行物质上的争夺，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北欧国家从这点上来看符合安全共同体的标准。考古和历史证据表明，从最早期起，北欧各国人民信奉同一种宗教。从异教发展到天主教，再演变到路德教，这些巨大的变革几乎同时在五国发生。从1380到1814年期间，丹麦和挪威，像冰岛、法罗群岛、格陵兰一样，统一于一个二重君主国，瑞典和芬兰从中世纪的早期一直到1809年，也组成一个国家。这一事实有助于斯堪的纳维亚这两块地方的每一个部分创建出许多共同的机构和利益。各国都享有新教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区域文化，它是一种团结的力量。在我看来，它并没有明确的书面协议表示要实现“一体化”，也没有条约规定各国不以武力解决相互间的争端。这种安全共同体更多的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综合以地缘政治、区域合作、意识形态三种因素而形成，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因素。 二战后，北欧国家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东西方关系同益紧张。北欧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新形势下，各国都面临安全政策的重新整合。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在东西方冲突背景下面临着三种选择:继续保持中立、组建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参加大西洋防务联盟，加入北约。丹麦在保持传统中立和建立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两条道路都走进死胡同之后，才最终选择了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北约。挪威在战时即提出了大西洋合作政策，倾向与西方大国保持一致，改变中立传统。在加入北约的选择中，挪威政府是比较积极的。“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是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到二战开始，瑞典一直坚持奉行中立的国家安全政策，战时这项政策没有改变过。即使在战后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瑞典仍保持了自己的中立传统。芬兰则在与苏联签订《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保证苏联北部安全的前提下实行积极的中立政策。冰岛是一个小国，也是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岛国，美国把冰岛看作是大西洋防务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北约防务实践离不开冰岛的参与。冰岛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北约成立后，五国选择了不同的安全道路，以往保持一致的中立政策不复存在，但特殊的地理位置却又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丹麦、挪威在北约框架内实行威慑与安抚并行的双轨政策，表明他们即使加入北约这一军事联盟，依然倾向于维持北欧稳定。芬兰和瑞典在这一时期的安全政策同样也致力于保持北欧的稳定平衡。在双方的合力下，加之美苏双方都愿意看到一个稳定和平的北欧作为缓冲地带，以稳定为特征的北欧平衡形成了。 综观二战后初期至五十年代北欧国家的安全政策，可得出其多样性、阶段性和矛盾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也影响了各国的安全实践。 如今，冷战结束，原来奉行中立传统的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于1995年加入欧盟，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中立传统，目前也正在考虑加入北约的可能。北欧国家重新面临着安全政策的整合，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