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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7年间监管机构对我国董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修订和完善，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确保董秘在信息披露事务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董秘作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发布者，分析师作为主要的信息利用者，两者通过上市公司信息紧密相连，董秘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很可能传递到分析师的预测行为上。同时，从近几年监管者的处罚信息来看，缺乏勤勉忠实义务是董秘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根据高层梯队理论，董秘的特征很可能表明他们是否会积极履行勤勉忠实义务，进而影响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此，本文将董秘特征、信息披露质量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着重探讨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本文以信息披露质量为中介变量，在高层梯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道德风险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聚焦于董秘特征（持股情况、性别及年龄）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引入温忠麟（200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来探究信息披露质量在上述二者之间起到的中介效应。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1.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促进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提高；2.持有任职公司股票的董秘、女性董秘和年长的董秘更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3.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董秘、女性董秘和年长的董秘都能够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进一步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即信息披露质量在上述三种情况中都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有：1.将董秘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研究延伸至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拓展了董秘相关研究的思路；2.从持股情况、性别、年龄三者入手，丰富了董秘特征相关研究的内容；3.选取深交所考评等级为信息披露质量衡量指标，扩展了董秘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的指标构建体系。同时限于时间和能力，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没有选取更多的董秘特征进行研究；2.样本时间段为2013-2017年，缺乏2018年最新数据使得本文时效性不够强。
本文的研究既证明了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对董秘制度完善带来的市场价值，也为分析师今后开展上市公司调研考察、获取公开信息等工作拓宽了视野——不仅要注意董秘公布的各种信息，还应该关注董秘特征对信息质量的影响。此外，希望本文的研究思路能够为监管者在制定董秘任职资格及条件时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为上市公司聘用董秘时提供恰当的衡量标准，为后续研究开拓新的视角。
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本文以信息披露质量为中介变量，在高层梯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道德风险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聚焦于董秘特征（持股情况、性别及年龄）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引入温忠麟（200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来探究信息披露质量在上述二者之间起到的中介效应。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1.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促进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提高；2.持有任职公司股票的董秘、女性董秘和年长的董秘更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3.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董秘、女性董秘和年长的董秘都能够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进一步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即信息披露质量在上述三种情况中都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有：1.将董秘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研究延伸至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拓展了董秘相关研究的思路；2.从持股情况、性别、年龄三者入手，丰富了董秘特征相关研究的内容；3.选取深交所考评等级为信息披露质量衡量指标，扩展了董秘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的指标构建体系。同时限于时间和能力，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没有选取更多的董秘特征进行研究；2.样本时间段为2013-2017年，缺乏2018年最新数据使得本文时效性不够强。
本文的研究既证明了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对董秘制度完善带来的市场价值，也为分析师今后开展上市公司调研考察、获取公开信息等工作拓宽了视野——不仅要注意董秘公布的各种信息，还应该关注董秘特征对信息质量的影响。此外，希望本文的研究思路能够为监管者在制定董秘任职资格及条件时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为上市公司聘用董秘时提供恰当的衡量标准，为后续研究开拓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