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基于租金范式研究了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激励问题,解释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设租、寻租和腐败的内生性机制及其制度基础。论文共七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分析了租金的创造、寻求与耗散。我们区分了市场的内生性租金和政府创设的租金及其竞争性耗散。将进入壁垒分为内生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和外生的行政性进入壁垒,并将行政性进入壁垒分为两种:给在位企业带来额外收益的行政性进入壁垒Ⅰ,和给企业施加了额外成本的行政性进入壁垒Ⅱ。在此基础上,第三章分析了行政性进入壁垒Ⅰ下的预算约束、道德风险和生产者绩效。第四章通过委托一代理模型分析了行政性进入壁垒Ⅰ下的信息租金与激励,第五章分析了行政性进入壁垒Ⅱ下的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抽租、生产者激励与治理。第六章给出了经验证据。第七章是结论性评论。
行政性进入壁垒保护下的被管制企业的低效率、内部人侵占垄断租金和其它要素应得收益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不能进行可信的承诺、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及其代理人被在位企业俘获造成的。沉淀成本、多重目标、公有制和管制本身都是承诺不可信的因为。而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政府管制强化了企业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实施高报成本的道德风险,也强化了企业内部人与政府代理人形成利益联盟来分享租金的激励。无论政府及其代理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公共利益动机,都具有与生产者联合起来分享租金的内在激励,导致企业亏损或者实际上盈利而会计利润被做小的情况。不良的政治治理结构会将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自利动机导向损害经济效率和公共利益的一面；委托一代理模型的分析表明,行政性进入壁垒保护下的企业能够借助信息优势成功实施高报成本或者隐瞒真实效率类型的策略,获得信息租金。企业隐瞒效率类型的策略性行为导致了一个小于社会最优产量的产出水平,因而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而不对称信息情况下激励可行的管制契约贝0要求价格同时具有补偿企业成本和诱使企业显示其真实效率类型的双重功能。如果政府利用强势地位抽取信息租金,那么激励性契约就不可实施,弱化了企业的效率动机。在无法观察到代理人内生变量的情况下,通过业绩相关者的绩效来实施间接监管能够弱化道德风险。这意味着放松乃至解除行政性进入壁垒、允许和引入竞争者。作为一种内生性监管机制,放松管制能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节约行政性壁垒保护下的低效率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支出。由于被管制的在位企业有强烈动机来收买管制者,在激励不相容的政治治理结构下,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共同向第三方监督者(如立法者和审计机构)和消费者实施高报成本和隐瞒真实类型的策略,以分享租金。在此情况下,企业有动机来收买第三方监督者；政府及其代理人通过设置进入壁垒来抽取生产性租金的行为会增加生产者的成本,导致(人力)资源的无效率配置,这实际上是通过进入阻挠而对生产者实施的“敲竹杠”行为,弱化了经济行为人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激励。非生产性的设租和抽租部门的规模和数量有内在的扩张趋势,并使总抽租率随之增大,这有可能使经济发生萎缩。
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腐败,一是源于在位企业与政府代理人联合瓜分租金的激励,二是源于政府代理人抽取生产者租金的激励。由于设租和抽租行为在既定政治治理结构下不能得到可信的惩罚,腐败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寻租与腐败的内生化是经济转轨过程中不良政府治理的重要表现。各种损害经济效率和公共利益的进入壁垒的设置和管制措施之所以难以退出,主要是原因中国经济缺乏能使政府内生性地退出市场的制度安排。对两种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分析都表明,要想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使行政性壁垒内生性地退出,消除腐败的根源,那么,对政府设租、抽租以及政企合谋实施可信惩罚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