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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文学与文化语境中，汪曾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这一文体从结构层面说，是以民间风俗生活模式为原型的“民间生活结构”，这种结构是对于民间生活中人的生命过程的符号式显现，彻底地改写了革命文学切断历史、创造历史、否定民间生活的“参加革命——领导革命”的结构模式；从叙述层面看，汪曾祺小说采用了“使日常生活情致化”的叙述策略，一方面是朴实的和民间风俗生活相协调的平铺直叙，另一方面采用多种叙述技巧，使叙述富有情致，呈现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特征，表达着知识分子的审美文化立场和个体生命体验；从语言上说，汪曾祺小说既不同于“单向认同”农民文化的“仿造生活型”语言，也有别于“单向认同”知识分子文化的“超越生活型”语言，而提供了一种具有文人和民间双向文化特征的“诗化生活型”语言，这是经过知识分子审美化处理的源于民间生活又高于民间生活的语言形态，具有自然美和蕴藉美，是现代白话史上的典范语言。从而，以“民间生活结构”为骨，以“日常生活情致化叙述”为血脉，以“诗化生活型语言”为肌肤，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风俗体”小说。“风俗体”小说的形成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是普泛的民间风俗化生活和汪曾祺生动的自我合而为一的产物，是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文化撞击的产物，是汪曾祺的“生命表现”。“风俗体”小说提供了一幅人与世界“和谐型”生存状态，和鲁迅的“寓言体”小说提供的“分裂型”生活、沈从文“抒情诗体”小说提供的“梦幻型”生活一起构成20世纪的文学图景。“风俗体”小说是汪曾祺追求民间生活和人的审美生活的结果，是他寻求“生活中的诗意和美”的文学观的结果，体现了汪曾祺“生活审美主义”的艺术精神。“生活审美主义”艺术精神以“生活整体化”和“生命审美化”为核心，是汪曾祺在20世纪中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启发着后人如何进入存在的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