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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风险自商业银行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可以说是商业银行最古老的风险。但由于操作风险的隐蔽性和长期以来其造成的损失程度较小,因此一直被理论界和银行业所忽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与日俱增,银行业面临的金融环境和技术也日趋复杂,这使操作风险显现的越来越明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巴林银行和日本大和银行相继因为操作风险造成的巨额损失而倒闭,使得国际银行业对操作风险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4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发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这一定义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并且《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率先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中,并且要求金融机构为操作风险配置相应的资本金水平,披露更为详细的操作风险信息。在国内,对银行操作风险的认识和控制也是长期以来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金融体制、银行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银行大要案频发。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与国际同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无论是操作风险的现状还是形成原因,都与国外商业银行有较大差异。其中银行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缺陷、内控制度失效、先进企业文化缺失等问题是我国银行操作风险事件发生的制度根源。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操作风险成因和实质进行分析,并在分析过程中始终贯穿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思维——制度分析的思维。首先应用产权理论分析银行负外部性效应所造成的银行操作风险;其次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银行“内部人控制”现象,建立“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行为模型,对由“内部人控制”造成的操作风险进行分析;再次应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指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产权的诞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银行管理具有行政性色彩等弱后文化则与“国有”息息相关。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强“路径依赖”性和变迁的缓慢性导致银行文化的变革没有跟上国有银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步伐,以致落后文化依旧“发挥作用”并造成了大量操作风险事件的发生;通过成因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实质上是非必要交易成本;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对我国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失效进行了分析。在正文的最后部分,从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两个层次来提出对策:进一步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模式;加强监管决心,强化检查力度;强化稽核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建设银行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