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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考察新时期文论中的“人学”问题。目前研究新时期的“人学”问题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条是“新启蒙”的思路。这种研究对“人学”基本持肯定态度，主要从反专制，以“人道”反抗“神道”，提倡自由解放等方面阐述；一条是解构“新启蒙”的思路。这种研究对“人学”持反思态度，主要揭示“人学”话语的意识形态性，指出其与“现代化叙事”合谋等政治化的一面。本文正是在回瞻的视域中，在反思中重构新时期文论中“人学”的发生。
本文共分四章。分别从四个层面展开分析：
第一章以钱谷融为个案，认为钱谷融的“人学”话语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特殊性层面来说，“人学”主要在于确立“个人”、“个性”在文学理论中的存在、地位和价值；从普遍性层面来说，“人学”主要在于确立一种以人生幸福和自我完善为旨归的普世价值，以想象的“情感共同体”取代想象的“阶级共同体”，以此来形塑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
第二章以朱光潜为个案，认为朱光潜的“人学”话语被纳入到他长期关注的问题域：如何解决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状态，如何安置“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位置。朱光潜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经历了从关注“主观”到关注“主体”，从强调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到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作为实践的生产劳动的过程。朱光潜开始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视角思考问题，“人学”话语也在这一“总问题”的视域下被纳入学理之中。
第三章以戴厚英为个案，认为戴厚英的“人学”话语用情感体验的方式书写了对“人学”问题的理性反思。情与理在戴厚英的文学作品中相互激发：情感体验使理性思考有了现实依据和冲动；理性思考则赋予情感体验以反思的力度与深度。“人学”话语被融入到情感体验的表现中，情与理互相交织，相互推进。
第四章以周扬为个案，认为周扬的双重身份建构与“人学”话语从非法到合法的转变过程有密切联系。新时期伊始，周扬以紧密相连的三个举动--以“科学”的名义打破禁区、重释“双百”方针、重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人学”的合法化打下了基础。周扬将“人学”纳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的合法性依据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建设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周扬认为，“人学”发生的首要现实依据就是，文艺界的问题主要还是“左倾”的问题。周扬为“人学”找到的第二个现实依据，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改革。
结语认为，“人学”话语在新时期文论中被重新激活，一方面是文论发展内在理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现实中文学创作的需要。“人学”话语在新时期文论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作用。“人学”话语在新时期文论中自“发生期”后，又经历了“深化转折期”、“消解期”以及“复苏期”这样几个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