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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贝克观察到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虽然科学技术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其所衍生的风险却来势汹汹，其中包括不可再生资源日益短缺，地球生态环境急剧退化，森林面积减少，大面积的沙漠化，空气污染严重。甚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还会面临新的国际不平等，金融危机，民族冲突等。风险概念的演变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经历了萌芽、形成与发展的阶段。16世纪海上贸易繁荣发展时期，风险呈现萌芽状态。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是风险概念的形成时期。贝克将这一时期的风险称为“第一次现代化的风险”。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的大规模生产，风险概念不断发展。第一次现代化的风险逐渐演变为第二次现代化的风险,并具有了和第一次现代化风险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的风险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技术风险、金融风险等。风险后果往往滞后而且无法弥补，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甚至对人类将是毁灭性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危机理论，深刻地批判了启蒙理性与现代科学技术。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现代性危机进行了反思，虽然没有自觉的使用风险或风险社会，但是涉及了相关内容。它摒弃以往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并且具备反思与批判的精神。贝克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进行了激烈地理论争论与思想碰撞。他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局限，吸取其经验教训，以现代性内部的结构断裂为逻辑起点提出自反性现代化并由此建构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具有两个特色主题：风险和个体化。在风险的界定过程中，由于科学理性缺少社会理性的思考，导致公众与专家、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着一种演变，即从阶级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风险分配逻辑与财富分配逻辑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贝克认为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劳动力市场为个体化进程提供动力。虽然个体化使人们从工业社会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但又被劳动力市场所束缚。当新的束缚呈现在人们面前，个体化的文化催化出一种个体自我控制的信念——一种“为自己而活”的愿望，即“自我文化”。针对风险社会，贝克为其量身定做出路探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第二次启蒙、亚政治的建设以及弥补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不仅对西方发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而且对我国也具有警示与借鉴作用。但是该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贝克强调风险的无法预测性，使其理论趋于宿命论。另外，个体化将会代替阶级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志，这种观点是武断的。个体化虽然可以描述第二现代性的特征，但是其只是文化领域的变革。阶级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个体化无法代替阶级，更加无法独立表达这个复杂多元的社会。贝克受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启发，他希望借助风险意识相对独立性，推动社会的进步。他认为风险概念的根本实在内容是自然终结观。但是他忽略了两个前提条件：首先，“自然先在性”在现代性的发展中，是没有改变的；其次，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规律强制性”仍然存在着。离开了这两个前提条件，关于自然终结观的讨论将会趋向于抽象的、非历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