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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清廷派往西方各国的各类使节及其属员在驻在期间和往返途中，撰著了大量日记，统称为“使西日记”。据不完全统计，使西日记著者20余人，著作30余种。在晚清关于西方国家的各类游记文献中，无论从种类、字数还是影响上说，都是分量最重的。
使西日记为当时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以及国内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很快变成历史的陈迹。国内对使西日记的真正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主要围绕近代思想史、外交史与中西文化关系展开。本论文运用文化研究手段，以斌椿、志刚、郭嵩焘、张德彝等人的出使日记为主要文本，考察早期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和选择。论文分导论、正文四章、结论和附录共四个部分。
导论追溯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使西日记的主要研究，认为单一的“近代化”(“现代化”)视角的研究，往往只对使西日记进行思想性评量，忽视了出使人员从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事实，也忽视了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对他们的跨文化书写所造成的影响。因此，需要在跨文化交流的视野内，用二十世纪文化研究的新眼光，以文化身份、文学形象学、传记研究为主要观察切入点，对晚清使西日记进行重新研究。
第一章研究斌椿的《乘槎笔记》。斌椿对西方的记述是具有选择性的，同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这些揭示了他的传统文人的文化身份。由于这种身份的作用，斌椿在对西方文化的津津乐道之中，主要传达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趣味，将西方文化进行了无意识的消解。
第二章研究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志刚的洋务派的政治意识，使他对西方各国做了注重实用的考察，但是，由于缺乏接受西方科学的知识框架，以及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困难，志刚对西方文化发生了种种误读。同时，西方列强侵害中国为西方带来的负面形象，也是志刚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难以进行正面、客观认识的根本原因。
第三章研究郭嵩焘出使英、法国日记。郭嵩焘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广泛学习，从中国与西方两相对比中，看到了西方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合理性，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在他的日记中，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既显示了郭嵩焘对西方文化浮士德-普罗米修斯性格的肯定，又表现了他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价值理念的积极接受。这种现象，是西方优势文化压力下郭嵩焘自身民族主义精神的选择结果。郭嵩焘的西化倾向，既来源于他对西方文化的认真思考，与他的个性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表现也有一定关系。
第四章研究张德彝早期随使日记。张德彝日记是以日记体撰写的泰西风土记，其所记述的西方文化内容极为丰富，具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价值。在中西文化之间，张德彝采取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策略，但实际上，由于固守中国文化身份，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整体上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张德彝记载了许多西方著名戏剧作品，他对西方戏剧的接受，同样受到了时代环境和中国意识的影响。
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的出使日记，包含了晚清出使人员对西方文化的几种基本的接受方式。这些日记有一种将西方人特征化、类型化从而把握对方的努力，但其所塑造的西方人形象，并不是妖魔化的“他者”，也没有随意歪曲或夸大。在出使人员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为他们搭建了知识嫁接的平台，提供了认识动力和思想空间，同时也强烈阻碍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一些出使人员在伦理实践、文化取向与国家理想方面对西方文化的否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前奏，影响至今。
附录介绍遣使西方的历史背景与晚清出使日记汇报制度，并附晚清使西日记作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