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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从实际情况出发，给出了选题背景、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由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各国获得资本的重要渠道之一。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仅201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便达到了1，057.4亿美元，增幅17.4％，12月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4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5.6％。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环境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因此，本文就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相关性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在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发现,不同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存在着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和投资资本，对于东道国的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从而能够提高该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而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会与本土企业在银行贷款、土地和人力等资源使用上产生竞争的关系，从而对于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挤出作用。 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上的不同观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当外商直接投资小于某一规模时，其对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当外商直接投资大于该规模时，其与资本配置效率可能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根据提出的假设，首先，本文以2001～2008年间中国28个地区、36个行业为样本，利用Wurgler(2000)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估计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我国28个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平均值为0.279，远低于Wurgler(2000)给出的65个国家的平均值0.429，这说明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本文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对比，通过比较发现:中国沿海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高于内陆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但是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缩小。 在估计了2001～2008年间各地的资本配置效率之后，本文构造了估计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相关系数的模型。本文的创新是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二次项，期望观察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拐点，从而得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挤出效应的定量分析。本文的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与被解释变量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示范效应和技术外溢能够促进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优化;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倾向于在资本配置效率高的地区进行投资，因为资本配置效率高的地区投资回报率也高，从而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问题，为了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本文选用了广义矩(GMM)的估计方法。 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而其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其意义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可能的解释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高速发展时期，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需求量，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的是挤入效应。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力度、地方财政支出和出口贸易对于资本配置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本期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受到上期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能够优化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负效应并不显著。针对这一实证结果，本文在最后给出了适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