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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范畴，从科学思维出发，通过对历史阶段区域空间联系性、整体性的考察，并结合当时社会舆论对区域范围的普遍认识，而进行区域空间范围的界定，是区域史、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本文结合材料引证与样本分析方法，全面回顾了民国时期西南大区演进的轨迹，基本复原了各阶段西南范围认识的整体面貌，并总结出西南范围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民国时期的地域格局、地理分区、“西南”概念的空间表达等方面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尝试解析“西南”范围演变的原因。综合来看，本文认为：
抗战前的“西南”主要以“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为主体范围，整体上体现出西南范围向东部沿海地区延展的趋势。这一范围是直接受到民初军阀政治下的政治区域影响而形成的，但本质上，它体现出贯通“三沿”(沿海、沿江、沿边)地带的自然要求，是近代以来地域格局的具体呈现，也是我国东西向地域联系态势的突出反映。
抗战以来，“西南”范围逐渐转变为以“西南五省”(川滇黔桂康)说为主导看法；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四省”(川滇黔康)说则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与抗战前相比，抗战以来的“西南”受到国防战略影响，呈现出向内收缩、向西部高地(西康)延展的特点，而粤、湘、桂三省则有一个逐渐脱离“西南”范围的明显变化过程。这一转变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影响而实现的：西南大后方战略、抗战形势下的地域格局变化以及军事战略区域(国统区、战区、沦陷区)的既成事实，等等。至新中国成立前后，“西南四省”(川滇黔康)最终以军政大区(如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西南大行政区)形式基本确立下来。
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的总体趋势，体现的是从自然发展下区域横向联系向国防战略下纵断联系的转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行政区、西南经济协作区，延续民国后期大区区划思维，强调南北纵断联系，割裂同一流域省份，导致作为民国西南核心区省份的广西长期被排除在“西南”之外。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开发战略下的“西南”范围界定，充分尊重区域横向联系的自然要求，将广西纳入西南经济区，保证西南内陆省份的出海通道，贯通三沿地带的地缘经济格局得以复现。
此外，本文从方位大区区划演进、范围演变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以下主要问题：(1)内边分野与我国大区的关系。强调民国早期的方位大区概念主要是在“内地”范围内使用的；(2)目前的大西南与小西南划分，可能与抗战初期国防视野下的“西南”空间分层有关；(3)西南与华中、华南在分区意识、区域范围上错综复杂的关系；(4)历史时期“西南”的双指向功能(south and west)，是“西南”范围可涵盖广东的空间表达基础；等等。以上均属本文的创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