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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为了早日摆脱经济困境,先后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比如我国为防止经济下滑,先后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政策,加大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也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企业也逐渐增加了对外部政策环境的关注。不管是宏观经济还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都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股票价格也会因此受到干扰。我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发展还不成熟,而且我国股票市场中小投资者众多,使得我国股价一直存在较高的波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等诱因,很容易引发大范围的股价崩盘,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本文仔细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不管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还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角度,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都比较丰富。但是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企业投资、企业创新和企业现金持有等方面,研究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的学者较少,尤其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更是有待完善。此外,现有关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几乎没有文章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等外部环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外部政策环境出发,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投资者异质信念会对股票价格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将其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异质信念在其中既起到了中介作用,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较高时,股价崩盘风险更大,异质信念能够减少当期的股价崩盘风险而增大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此外,在当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减少投资者的异质信念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而就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而言,相比于投资者异质信念低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异质信念高的上市公司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更容易遭受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仔细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不管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还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角度,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都比较丰富。但是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企业投资、企业创新和企业现金持有等方面,研究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的学者较少,尤其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更是有待完善。此外,现有关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几乎没有文章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等外部环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外部政策环境出发,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投资者异质信念会对股票价格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将其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异质信念在其中既起到了中介作用,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较高时,股价崩盘风险更大,异质信念能够减少当期的股价崩盘风险而增大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此外,在当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减少投资者的异质信念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而就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而言,相比于投资者异质信念低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异质信念高的上市公司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更容易遭受股价崩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