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论文以中央苏区为研究中心,采用艺术传播学理论路径考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艺术发展史,力图阐释我国1927-1937年间革命艺术活动在闽赣边境乡土社会进行传播时所遭遇的历史问题、所形成的苏区模式及其特征与影响,尝试为革命艺术研究、苏区文化研究和艺术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论文主体含绪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其中正文分三个篇章展开论述。第一章通过对我国革命艺术传播的历史演进做全景式的回溯与评述,再现1927-1937年间在闽赣乡土社会中生存发展的苏区艺术传播生态。第一节首先评述了革命艺术传播在我国的萌发背景,并对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研究的时空概念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其次根据艺术传播的发展特征将其传播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进行观察。第一阶段是诞生与雏形期,这一阶段中央苏区革命艺术的雏形正在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中诞生,论文强调了井冈山时期革命艺术传播的早期尝试,并揭示了闽西苏区对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重要影响;第二阶段是发展与成熟期,主要分析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不断发育并到达鼎盛的时期在传播条件和体制发育等方面出现的变化;第三阶段是危机与沉潜期,阐述了中央苏区革命形势由盛转衰之后革命艺术传播活动的特点,重点论述沉潜时期艺术传播形式的转变和艺术素材的积累。第二节语境分析主要从乡土语境和文艺语境两个角度入手展开论述。乡土语境分别从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方面展开,论述了闽赣乡土为苏区革命艺术传播预设的发展条件。苏区内外的文艺语境则共同对苏区革命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社会文化现代化发展趋势、国统区左翼文艺先驱的努力都对苏区革命文艺的发展形成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苏维埃文化的引入、苏区自身文化建设的起步也力图为革命文艺的快速发展扫除了障碍。第三节道路探索,深入阐释中央苏区革命艺术在传播话语、传播类型与群体构成方面做出的探索和尝试。苏区革命艺术传播历程既推动了传统艺术话语现代化和精英艺术话语大众化,也亲历了两种话语转向进程中的实践困境。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苏区艺术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类型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型,独具苏区艺术传播特色。艺术传播的群体构成可以分为“传播引领者”和“传播跟随者”,前者可细分为理论领袖、艺术人才、传播先驱三类,后者则以部队士兵、工农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通过具体论述对这些传播群体的构成特性进行分析。第二章分别从形态、景观、风格角度聚焦苏区革命艺术的时代表征。第一节形态研究,将苏区革命艺术的传播形态分为静态艺术形态与动态艺术形态两大类别进行全面梳理。前者包括绘画、书法、石刻与篆刻、建筑、摄影、美术设计六大类;后者包括:音乐、舞蹈和歌舞、歌剧和歌舞剧三大类。研究认为,苏区革命艺术传播形态具有种类丰富多样、传播力强、时代特征凸显、革命性强等特征。第二节景观研究,从传统乡土社会向苏区革命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革命艺术传播施展综合的视听手段,通过工农兵群体易于理解的艺术主题和表现方式,塑造了独特的土地景观、身体景观、战争景观,在传播媒介中营造了立体可感的革命氛围。第三节风格研究,阐述苏区革命艺术在传播中形成的风格特色,并论述这种风格对革命艺术后续发展的影响。苏区革命艺术风格突出表现为“战斗艺术”和“红色艺术”两种个性特征。苏区革命艺术的“战斗”特性切实地践行了审美政治化与功利化;对“红色”题材的发掘和表现是苏区革命艺术传播的重大成果,苏区时期“红色艺术”着重于刻画与阐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出色地实现了艺术传播活动的社会价值。第三章从模式、效果、评价方面提炼总结革命艺术传播的苏区经验。中央苏区革命艺术传播在乡土社会现实中形成了苏区经典传播模式,可以归纳为操作模式和调控模式两大类。操作模式包括:传播内容“简明化”、传播渠道“组织化”、传播群体“集合化”、传播场域“开放化”;调控模式包括:传播策略“大众化”、传播身份“互融化”、传播过程“仪式化”。传播效果研究方面,首先从“革命议题”的提出和“红军神话”的塑造,阐释苏区艺术传播如何服务于苏区社会的革命运动。其次分别以社会、个体为对象,论证苏区艺术传播对革命社会的整合功能。另外,分别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对苏区艺术传播效果做出双面性评价。价值评析方面,研究认为苏区革命艺术传播活动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与宝贵的经验教训,当代艺术作品继续传承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艺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我们解读当前的红色艺术传播生态以及把握我国艺术发展的方向。论文认为,乡土语境下诉诸视听感官的艺术传播与革命社会的发展之间构成了相互影响的张力关系。当发展滞后的乡土社会遇上先锋前卫的革命艺术,土地革命中的乡土社会展现出一派奇特的革命视听景观。艺术传播不仅发挥了为革命运动推波助澜的造势功能,同时也履行着稳定新型秩序的社会职责。在适应土地革命社会生态的过程中,苏区革命艺术发展出独特的传播经验,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