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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运用公共政策理论，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科学政策的演变历程，分析了科学政策对世界一流大学成长的影响，以及在科学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互动。
该文第一章论述了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联邦政府介入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分析，该文认为，尽管联邦宪法作出了教育事业权归属各州的安排，但联邦政府仍然利用宪法规则介入了高等教育领域，且介入程度在总体上处于不断强化的趋势，而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事务的介入正是以这种趋势为基础的。
第二章以考察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至20世纪末联邦政府科学政策的演变历程，并且关注了科学政策决策的具体过程。文章把这一时期科学政策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即从《莫雷尔法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联邦政府以《莫雷尔法案》等立法手段有限地介入大学科研，大学科研的主要支持者是私人基金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一个阶段，其特点是联邦政府把大学纳入战时科研体系，为战争的胜利服务，这个时期是联邦科学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全面地介入了大学科研事业并且形成了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至1958年，这个时期的科研体制基本上是二战体制的延续，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奠定了大学在美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第三个阶段的起点以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为标志，在1958-1968年期间，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达到高峰，完全确立了大学在美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科学政策的调整时期，基础研究降温，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一定冲击，而自70年代中期开始，联邦政府又逐渐重视大学在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并且强调了大学在增强美国企业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运用触发机制原理分别对《莫雷尔法案》、二战前夕科研事业安排的变化和《国防教育法》颁布之后联邦科学政策的变化这三次科学政策的重大战略性调整进行了分析，认为科学政策的调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此外，文章运用公共政策理论中的“争论方法”，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和康普顿设想的失败为案例分析了科学政策的制定过程，并与触发机制原理相印证。
第四章把焦点对准科学政策的核心问题：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科研资助。文章首先把实现联邦科研资助的机构条件和资金条件作为分析对象，以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防部为例说明了联邦政府多元分散的科研拨款体制，分析了科研预算出台的过程和科研资助的主要实现方式。随后，文章还分析了一些在科研资助过程中存在争论的重大问题：政府控制和研究自由、科研拨款的分配原则以及间接费用问题。这些问题在联邦科学政策中持久地存在，联邦政府和大学之间在这些问题上频繁产生争论，使之成为科学政策中的焦点问题。
第五章分析了科学政策决策的政治环境。文章认为，科学政策的制定是联邦政府与大学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首先体现在国家与大学之间的相互需要上，其次体现在科学政策过程中双方的相互影响和相互需要上。文章介绍了大学影响联邦科学政策过程的主要途径。
根据以上几章的分析，在第六章得出了该文的结论，包括联邦科学政策演变的特点和联邦科学政策对世界一流大学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