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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15日，《力报》在反日声浪越来越高涨的古城长沙诞生。同时期长沙流行的小报以娱乐为定位，党政机关报以宣传党义为目标，《力报》则以传播、传承文化为宗旨，七七事变后，更以文化抗战为职志。1938年11月，因文夕大火，《力报》被迫停刊。1938年12月15日，长沙《力报》在邵阳复刊，后因与中共有关系而于1940年5月13日被第九战区司令部查封，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去桂林于1940年3月10日刊行了《力报》。此后，原力报人再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于1940年7月1日在衡阳出版《力报》，衡阳失守后曾一度到贵阳发行；另一部分人则于1943年6月10日在沅陵刊行《力报》，1945年11月迁回长沙。 《力报》历经磨难，百折不回，但因为初期与复兴社的关系而导致它的价值被遮蔽，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以1936.9.15至1945.8.15期间的在湖南境内出版的四份《力报》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抗战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归纳分析等方法，力求回到历史情境之中，从报纸的发展变迁、报道、言论、副刊专刊及报人等具体层面切入，系统考察和分析它们是如何为抗战服务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的。 本文首先考察、分析四份《力报》的来龙去脉，梳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着重强调它们共同的宗旨——“文化抗战”。辗转流徙中，力报人都不曾放弃“力报”这块招牌并一贯坚持最初的宗旨，这缘于他们对新闻事业有着相似的认识并“以报人为终生职业”，更为重要的是对国家、民族同怀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因而对《力报》都付出了心血，因此，本文接着分析力报同人“以一支秃笔奋战在文化战线上”的精神、思想和践履，并对他们积极参与各救亡团体和身体力行募捐劳军给予肯定。报道和言论是报纸的两大支柱，本文第三和第四部分分析和论述四份《力报》前后相继记录抗战全程，彰显中国军民的协同精神并通过言论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华文化之认同，凝聚民族抗战精神。副刊则是报纸“发扬文化的园地”，本文最后分析各《力报》在纸张供应减少、印刷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开辟园地，让战时教育、抗战文艺、学术研究等得以传播，使这些文化力量发挥抗战作用。总之，四份《力报》是坚守在文化战线上的抗战尖兵，从报纸本身的发展规律看，它们既有进步性，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