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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备受争议。一方面,人们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作为礼物是一种祝福,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因为自然资源构成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引擎,历史上那些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在那些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陷入贸易条件恶化、经济结构失衡、增长速度缓慢的困境,即所谓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悖论。人们根据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从贸易条件恶化论、中心——外围论到荷兰病,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收入不平等到寻租、腐败和内战,从价格的波动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均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石油对挪威来说是一种祝福,但在委内瑞拉就成为诅咒；金刚石导致了塞拉利昂剧烈的冲突,但它却为博茨瓦纳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这说明,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它的丰裕程度只提供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会发现,那些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禀赋,成功避免资源诅咒的国家,均是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自然资源禀赋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悖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避免资源诅咒、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悖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从贸易条件恶化论到荷兰病,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到寻租和腐败,无不说明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但我们认为,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导致了制度不同的发展路径,进而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制度形成初期,尤其是殖民地国家制度形成初期,自然资源禀赋对制度发展路径产生决定性影响,自然资源丰裕将导致掠夺性制度的建立,而低质量的制度进一步引起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是停滞。最终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难以避免资源诅咒。
我们通过对新大陆经济中的不平等制度和不同增长途径的研究可以发现,西印度群岛与南美的气候和土壤十分适宜生产甘蔗和其它高价作物,其特征是广泛的规模经济和大量使用奴隶,这就使拉美少数精英控制社会财富,造成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而北美地区不具备这些自然条件,再加上北美的欧洲移民较多,平等的社会制度在产权平等、身份平等的条件下容易产生,这种社会经济体系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美国、加拿大才有了比拉美各国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自然资源禀赋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损制度质量的提高。首先,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的大宗产品出口收入容易使一国走向封闭式的发展道路,从而损害先进观念和先进制度的进口。其次,丰富的自然资源带来的财政收入使得政府没有动力进行制度创新。最后,自然资源带来的租金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导致寻租行为盛行,恶化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
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时自然资源禀赋的改变对制度的影响力就会减弱,而此时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的质量则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会产生资源诅咒现象。
倾向于强占者的制度,保护既得利益,扼杀创新,并导致企业家才能等稀缺资源转移到非生产活动中,自然资源禀赋制造了增长陷阱,总收入减少；而倾向于生产者的制度,则能够保障法治和合同的执行,保护创新,吸引企业家才能等稀缺资源从事生产活动,促使其充分利用丰裕的自然资源,促进总收入增加。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建立了高质量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即使自然资源丰裕,也避免了资源诅咒；而无法避免资源诅咒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制度质量低劣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发达国家以及像博茨瓦纳等自然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地避免了资源诅咒,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评分要远远高于另外一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赞比亚、尼日利亚、厄瓜多尔等。
丰裕的自然资源,加上低质量的制度,会导致较低的经济产出甚至是经济的衰退或停滞。相反,高质量的制度安排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或地区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禀赋,并通过丰裕的自然资源增加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制度缺失或制度弱化是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
从对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验证制度变量阈值的存在。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质量进行量化后,可以得出一个阈值。若制度变量低于这一阈值,则存在资源诅咒,即丰富的自然资源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其负面影响非常显著。若制度变量高于这一阈值,则不存在资源诅咒,即自然资源越丰裕,生产要素越充足,越是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就再一次验证了丰裕的自然资源是祝福还是诅咒,关键取决于制度质量。
我国属于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就国家层面而言,不存在资源诅咒的问题。但是我国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西部地区资源密集,蕴藏着我国绝大多数的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但从直观上来看,其经济增长却大大落后于自然资源贫乏的东部沿海省份。其实在我国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制度差异也同样是巨大的,这种制度差异,不仅表现在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对外开放制度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等正式制度方面,还表现在市场观念、就业观念、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方面。而正是西部自然资源丰裕地区低质量的制度,才造成了该地区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我国内部制度变量的阈值。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北京、天津、山东、辽宁、重庆、四川等省份,制度变量高于阈值,在这些省份自然资源禀赋越高,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而湖北、安徽、湖南、河北、江西、河南、吉林、广西、海南、内蒙古、黑龙江、山西、云南、新疆、宁夏、陕西、贵州、甘肃、青海、西藏等省份,制度变量低于阈值,在这些省份自然资源丰裕则会导致资源诅咒。
那么如何才能防止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呢?理论界已经提出发挥比较优势论、教育先行论、社会资本先行论和开放促开发论等对策,但我们认为既然是低质量的制度使得资源丰裕地区难以逃脱被资源诅咒的命运,那么要避免资源诅咒,就必须从制度变革上寻找良方,否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此要从打造鼓励生产的竞争环境、控制寻租行为的发生、实施政治改革、建立有效透明的监管机制等方面入手,全面提高制度质量。同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还要加快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和制度建设,以避免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