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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如何建立和维持合作?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本论文从一个中观研究层次出发,把中国“农民合作”作为研究对象,农民合作指“农民个体、群体为满足或维护自身利益,汲取必需的社会资源,主动或在他人引颌下,通过制度内或制度外方式与其他农民个体、群体达成一种联合,以实现自己在单独情况下无法完成的目标”。这一研究主题出于对中国的特殊历史集体化背景、现实关怀和理论界关于中国村落政治性质的多重考察。
首先,在当下的中国,农民仍然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终结”仍然是未竞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农村与城市的分立仍然是中央和各级政府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其次,中国实行25年(1958—1984)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合作成为中国大部分农民的痛苦记忆,1980年代末关于再集体化的企图又加剧了农民对合作的恐惧。农民合作事业遇到的各种瓶颈和农民合作过程中的心理困惑部分来源于上述“集体记忆”的负面影响。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民的良性合作,推动合作工程的开展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就一项具体的农民合作视野而言,它的出现需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是出现了一个为了个体的福祉需要集体努力的问题；二是个体之间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愿意合作,这种意愿有可能需要个体在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一定的折衷；三是个体之间相互信任,共同寻找合作的方式,这里面有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四是个体熟悉合作组织的领导和程序；参与合作的个体需要充分的自主决断能力、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过多的外在干预会削弱合作成员之间的信任,削弱他们的内部领导,损害合作意愿。
本文探讨的重点即围绕上述问题,具体指:农民合作有无必要?合作是不是一种趋势?有哪些因素使农民合作难以可能?合作的基点在哪里?为什么对农民个体都有益的合作有时难以执行?合作“共识”如何达成,又是如何被实践的?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影响对农民合作事业的发起和开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农民是如何在相互合作中实践或转换国家和地方政策?后者又是如何反应和应对的?本文探讨的核心是导致农民合作成功或失败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是什么和为什么。
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的具体合作形式多重多样,合作类型有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农村金融组织等经济合作,政治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和其它类型的合作等等。本文主要锚定农民的非集体化合作行为。非集体化合作主要指“农村改革以后,由农民自发组织的各种合作形式”,其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合作成员对合作有义务感和忠诚感,并非出于强迫,成员具有共享的观念、目标、信仰和意识形态。但是信仰等本身并不足以培育成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对合作成员及其家庭的物质激励非常重要；二、合作成员相互信任,恪尽职守,能够理解他人和合作整体需求,其中互惠性是相互信任的重要方面；三、一般规模较小,在大规模的合作组织中,成员可以通过嵌入较小的单位中形成稳定的合作；四、合作组织对成员在资源使用和共同生产中能有效地相互监督；及时发现成员错误行为,并及时纠正；五、合作成员对组织治理和权威实践有信心,成员参与组织的主要决策,这样的组织并不一定需要民主,很多这样的组织是权威中心化的,但是组织领导在决策前会充分考虑成员利益,合作中关于领导行为和资源共享方式有较大的透明度,存在着“信息的最大化流动”,对于组织冲突的解决践行公平和最小外部干预的原则,稳定的组织可以从自身发展出一套管理体系,而不是由外力施加。笔者选择这样的合作形式的理由是:第一,目前中国关于农民的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合作主要是从自上而下宏观的层面出发解释农民的合作状况,缺少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农民如何体认合作、展开合作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第二,从现实发展来看,农村改革以后,农民的合作行为更多地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事本性的层次上进行。农民并不是不愿意合作,但合作对于农民来说又是“渴望中的困惑”,这些困惑如何在农民中产生,又如何消除?目前关于农民合作的研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第三,我所研究的村庄特点改革以后的各种合作性努力证明了非集体化合作在农村是一种更为现实和普遍的合作形式。
本研究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行政村为研究对象,以当代中国研究(ModernChina studies)为理论背景,系统考察该村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村民的合作历史、合作机制和合作案例；着重于村民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与村落自身的政治运作逻辑,其中村庄领导人在合作事业开展中的个人影响力亦是本文考察农民合作命运的重点。本研究起初的假设是:一、从现实意义来看,合作作为一种互动方式,是个体或机构有效汲取资源,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民提升自己,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二、非集体化合作行为对于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根本的意义,在非集体化合作行为缺乏的村庄,农村社会发展缓慢,农民整合力、凝聚力低下,国家有效的社会动员难以实现,村庄空壳化严重。而实际上这种状况反过来叉促退了农村的自发的合作行为。二者实际上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尤其是在集体化合作行为普遍,非集体化合作阙如的乡村,一旦失去外部资源的注入,此种消极表现更为明显；三、非集体化合作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和外部资源的注入,这种资源的引进或注入对合作的发展、壮大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介入合作行为的农民渴望外部资源的这种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乡村,由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民合作行为或者运动从来没有减弱过,那种认为国家权力在改革后后撤、回收的认识是理想化的解释和认识。但是外生资源的供给并不总是有效的。政府的主观努力及其产生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显著的不一致和对立。集体化和非集体化合作作为分析的理想类型,在实际的中国村庄是相互支持的,在建国后农民合作的不同阶段,其呈现不同的互组和重组运行模式。
本文剖析了国家一社会关系范式,并指出:西方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往往用纵向的社会发展代替横向的社会关系,用历时性取代了共时性,用史学替换了社会学,用均衡取代了熵态。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主要讨论毛泽东时代遗产的后继影响,而对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现实缺乏足够的关注或者存在分歧。此外,用西方中国研究的理想类型作为中国研究的规范类型有可能遮蔽了中国本土的有用信息,降低自身研究的多重敏感,从而堕入一种自缚的奇诡中。社会转型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理论等原因其结构主义和规范主义的既定樊篱不适合解释我所研究的村庄。把市场、市民社会和地方政府的“法团性质”理解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独立于彼此,独立于原有的社会结构比如家庭,宗族或者国家机构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笔者也不同意从学界普遍认为的社会转型的角度解释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所述的从自然半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乡土伦理到契约伦理都是从A到B或到C或D的一种两分窠臼,转型实际上并不侧重所转之“型”,而是型之所“转”,不能把转型规范化和结构化。这些结构展现给行动者的是不同的面相,一方面,它们是社会行动者互动以获得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最优的行动领域,这些范围并不是独立于彼此的,行动者同时在几个范围之间行动并借助他们在一个范围内建立的资源去追求在别的范围的利益；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索求,策略选择和资源谋取的家庭,国家代理机构、村庄甚至是短暂的准团体比如临时的亲族和朋友的集合之间也相互合作和交迭。
通过所研究的村庄毛泽东时代以来合作历史的考察论述,笔者认为:一、家庭承包制在小岗实行以后,村民的信任机制被破坏殆尽,在一个不信任的村庄环境里,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非道德家庭主义者”,日常实践遵循的是“丛林法则”；这个不信任机制主要是村庄外部资源的引入、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干预和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弱导致；具有博弈能力的县镇乡政权代理人、村干部、村民在失序的去集体化时代,呈现混乱的互动局面；二、国家力量在集体化时代一直对小岗实行着摧枯拉朽的改造,在后集体化时代,这种力量同样存在于小岗之中,但是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表现为治理乡村的“失灵”和乡村“失序”,国家力量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之间差距加大,在小岗它主要借助村庄“宗法”势力达到这一目的,这导致村民之间矛盾的加大和冲突的加剧；三、特定时期的制度安排对小岗现行的发展构成了压力和阻碍,关于“农业大包干”发源地的小岗是否“可以发展工业”的争论证明了“国家权力在后毛泽东时代回撤和下放”的认识不符合现实,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强化国家权力的可能,也有弱化国家的权力的可能,不能把这样的可能性理解为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一致性；四、农民的非集体化合作在小岗,或者说小岗的“破集体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很多人认为“大包干”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是伪问题,是我们思想中的误区；或许我们可以说,小岗没有实行大包干,也许它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但是大包干后各种政治资源的输入和注入及其给小岗人带来的种种“纠纷”和烦恼让外界忽视了小岗其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西部村庄,它贫瘠的土地、不便的交通、较为落后的村民文化素质和落后的村庄工业,加上中国不平等的城乡结构和权力格局,这一切使小岗问题的解决尤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