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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来企业集群日益盛行。与自由交换市场、现代大企业相比，作为一种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的企业集群，在网络结构与制度结构方面存在独特特征。在企业集群中，不同企业（关键成员）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由相对小规模的网络单元构成的网络结构，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非正式化;规模相对较小的经济关系网络单元，与亲属、社会关系网络更易实现相互的嵌入，进而为形成一种内生性的网络社会资本提供了前提;还有，由于企业内外关系网络的结构化和相对非正式化，使网络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企业规则有机结合在一起;这种以关系网络结构化和非正式化为基础的独特制度结构，是导致企业集群中经济行动的交易成本下降和经济绩效的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多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科斯、诺斯等人，主要是以现代自由交换市场与现代多部门的大企业为分析对象。在他们看来，现代市场经济参与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分散化的、非重复的和开放性的经济交换关系网络，现代大企业是一种垂直的、正式化的关系网络;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中，有限理性的经济行动者是一种机会主义者，一有机会就会在经济交换和生产活动中进行种种搭便车行为，使经济行动存在交易成本和行政监督成本（在德姆塞茨等人那里，交易成本包括市场交易与行政监督成本）;为了减少这种成本、增加对经济行动者的激励与约束，必须明晰产权;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市场交换就会内部化，而组织监督成本又制约了企业扩展的边界，使市场与企业之间动态替代和平行并列，经济行动在宏观上主要受这种二分制度框架的影响。还有，他们认识到经济行动的微观制度结构对交易或组织监督成本有影响，但分析的是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system)在交换领域中、企业规则与社会制度在企业生产领域内的分别结合，而没有分析市场制度、企业规则与社会资本等社会制度同时结合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此外，他们认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非正式制度只是一种补充性、非基础性制度要素。尽管新制度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并提出了企业间协调概念，以及网络、市场、企业并列替代的三分框架，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对于经济行动的制度分析的工具理性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现代市场与现代企业的看法，及其经济行动者假设、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对于企业集群现象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不涉及新制度经济学在其它经济现象上是否适用的这个问题）。 经典的学者如韦伯和斯密等人对于经济行动的解释，既看到了经济行动的工具合理性一面，也看到了经济行动实际上深受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的影响。帕森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则认为经济行动主要受社会系统价值及其内化于行动者的角色规范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从工具合理性的逻辑来分析经济行动的制度结构的。而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对于经济行动的制度结构的解释，则主要遵循的是组织间场域合法性逻辑。但是自帕森斯以来的这些解释，在方法论上存在种种对立，对于经济行动、关系网络、制度结构、组织间场域这些因素没有进行综合性的思考，不能完全解释企业集群中的经济行动及其制度结构问题。因此，对于企业集群这样一种新的经济现象，需要获得新的现象认知;在这种新的现象认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行动者假设，并进而分析其中的关系网络、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此，本文综合新经济社会学关于经济行动的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对企业集群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的要点是:企业集群中经济行动者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形成的是一种由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经济关系网络单元构成的网络结构;由于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单元更容易与亲属、社会关系网络互嵌，为网络社会资本的生成和维持、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使社会资本对于经济行动产生确定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行动者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基于专用性资产的、非机会主义的和非唯契约性的经济人;经济行动由于嵌入了关系网络之中，遵守社会资本规范，同时又受着市场制度与企业规则的协调，交易成本与组织监督成本得到了下降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市场资源配置和企业团队生产的优势;正是以小规模关系网络结构为基础，企业集群打破了企业与市场并列的制度框架，表现为一种网络化企业与网络化市场的结合;由于有着网络社会资本的支持，企业集群中经济行动的核心要素往往具有共同产权的特征，由此形成一种整体竞争优势。基于小规模关系网络结构和非正式网络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和企业规则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多元、互补、动态的经济行动微观制度结构，是企业集群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论文共分七章，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阐明本文研究意义和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合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对本文研究范围进行界定。自1970年代以来，企业集群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与现代自由市场和大企业相比，企业集群有着不同的制度结构，描述和说明这种制度结构是企业集群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分析集群中不同企业关键成员之间和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网络结构、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的逻辑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企业集群，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关系网络和制度结构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也不是以企业集群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关于自由市场与现代大企业的制度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企业集群。新经济社会学则对（生产）市场进行了网络结构分析，指出了生产市场是一种小规模的关系网络结构，为人们分析企业集群的制度结构提供了重要认知和理论基础。格兰诺维特最近则提出，把关于经济行动、关系网络和制度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是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但新经济社会学离此目标还很远。而本文对企业集群的制度结构的来源和结果进行研究，可以促进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 第二章则对经济行动、经济关系网络、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在总体上看，行动、关系网络、制度之间在宏观文化背景影响下存在双向建构(shaping)的关系，但这种双向建构并非即时性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行动与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种种二元对立关系。同样，不同经济行动者在宏观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进行经济生产与交换互动，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关系网络，在经济关系网络中又生成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通过经济关系网络影响经济行动，并进而沉淀为宏观社会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行动、经济关系网络之间，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也存在这样的双向建构关系。经济行动者在经济行动中形成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并内在地生成一种社会资本;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与亲属与社会关系网络互嵌，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网络社会资本，并为网络社会资本对于经济行动产生确定性影响提供了中介。也就是说，由于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与亲属、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嵌，使社会资本内生化。但是，网络社会资本、市场制度与企业规则各自影响下的经济行动者有着不同的成本结构和经济绩效，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可以同时降低各种成本和提高经济绩效。并且，经济行动需要这种制度结构的支持，有其知识和信息方面的原因。 第三章主要是对企业集群中存在的经济关系网络进行分析。集群企业关键成员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小规模的经济关系网络单元构成的网络结构，而不是分散化的自由市场交换关系网络。低层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作为竞争者的企业，在地理上相对集聚，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较上层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作为竞争者的企业数量的减少，抵销了空间分散的消极影响，彼此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小规模的经济关系网络;同样，在产品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生产性企业与服务性企业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小规模的经济关系网络。而集群企业内部，功能专门化、部门单一化和组织管理扁平化和柔性化，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经济关系网络，与企业正式关系网络发生重合。这些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与亲属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相互嵌入，形成了不同网络嵌入状况，并影响了不同企业集群的制度结构。因此，企业集群中的关系网络结构，与新制度经济学所分析的分散的自由市场交换关系网络和现代大企业的垂直关系网络之间十分不同。本章的网络（结构）分析为下一章的制度结构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为网络结构的不同必然影响到经济行动模式及其制度结构的不同。 第四章主要分析企业集群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制度结构对于集群企业的经济绩效的影响。集群企业市场交换的小规模关系网络及其结构化，使网络社会资本在市场中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经济交换获得社会资本的支持，从而使交易成本降低。而企业生产、组织、管理的转型，把垂直科层中的组织化命令与服从关系转化成水平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以及非正式的、垂直的权威与顺从关系，从而使社会资本在企业中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企业内部生产活动获得了社会资本的支持，组织监督成本降低。而企业集群中企业扁平化与市场网络结构化的有机结合，又使社会资本、市场制度与企业规则各自的局限得以克服，形成一种动态的制度结构，使交易、监督与生产成本同时降低，经济绩效得到提高。 第五章主要分析企业集群的产权状况。本章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指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主流由于坚持的是一种建构理性主义的立场，以及没有看到企业集群中存在的小规模关系网络结构而偏重于物质性、客观性财产、资产或资源的分析，所以主张明晰产权;而大多社会学产权理论也由于没有看到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关系网络，而主要是从外在的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去分析产权。本文认为，集群企业间物质性财产主要是一种明晰产权，但是由于网络社会资本的存在，企业集群核心的无形资源和财产则更具共同产权的特征。还有，集群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出现了横向集中的趋势。由于有着网络社会资本的支持，这种产权状况对经济行动的同样具有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提高了企业集群的经济绩效。本章对于产权的分析，体现了一种综合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新经济社会学及其内部流派的一般性分析视角。 第六章则是根据本文的理论进行应用分析，主要是对我国企业集群的网络与结构状况进行考察，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简略的政策建议。本章指出，我国企业集群尽管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有很多都只是一种"类企业集群"，没有形成企业集群的关键网络和制度结构特征，因而没有取得较好的、持续的经济绩效。针对此，本章提出政府应在创造企业集群的初始条件上即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结构的形成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要防止政府专家理性的过度扩张，以形成网络社会资本、市场制度和企业规则动态互补的制度结构。 第七章则是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本文还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两个问题是:关系网络互嵌的机制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网络协调的负面影响或成本问题。这两个问题，以及更好地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将是本文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