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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新经济的关注，源自于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突出表现，以此为基础，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新经济的诸多讨论。时至今日，尽管对于新经济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新经济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典型代表，对今后各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影响至深。鉴于新经济的深远意义，2000年伊始，APEC将这一问题纳入到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下，试图通过一系列目标和行动推动本地区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各成员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达到共同受益的目标。因此，本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讨APEC框架下的新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全文的基础和出发点，从理论和政策两方面对“新经济”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新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是指以信息和网络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主导，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外层空间技术、环境技术等门类高科技产业为支柱，在经济结构、组织、体制和运行上带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新特点的经济。结合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和商务部有关的成果，本文讨论了在新经济理论量化和测量方法研究上的现状和进展，这对从实证角度分析新经济的效果是比较重要的。为探讨新经济的理论基础，本章还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有关新经济的重要理论观点，特别是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经济对菲利普斯曲线和经济周期的影响，指出新经济并没有违背菲利普斯曲线的规律或消灭经济周期，但表现方式确实发生了变化，对政府决策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政府采取长期战略，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研发能力等高级生产要素进行投资，以促进创新，提高竞争力。 第二章的主要工作是在新经济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的基础上，结合APEC框架下新经济领域合作的目标和行动议程，讨论了适用于区域经济合作分析的有关新经济理论。根据《议程》涵盖的三个重点领域，本章首先讨论了人力资本和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明确人力资本概念的基础上，以卢卡斯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内生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对产出的影响，并针对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了加强教育投资、改进教育质量、扩大教育受益面、发展网络教育和终身教育等政策结论。本章接下来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外溢与“数字鸿沟”。由于技术外部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使得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使得知识对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也就是知识增长的溢出效应。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技术实现跨国流动，各国经济较之封闭状态均会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本章进而就APEC如何以此为基础帮助其成员缩小“数字鸿沟”、从知识的增长中均衡收益提出了政策建议。最后，本章还就制度创新和APEC在市场功能建设方面如何开展合作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第三章、第四章对APEC成员的新经济发展和政策作出了比较分析。文中所作的研究是从政策比较的角度进行的。结合APEC《新经济行动议程》的内容框架和创造有利于加强市场结构与机制的环境、创造有利于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开发与企业家精神的环境以及人才能力建设与培养企业家精神等三个主要领域，文中选择了美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泰国等APEC成员，在市场与制度基础、新经济贸易政策、能力建设、技术开发、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 第五章以理论和比较分析为基础，将所作的研究归结于在APEC中的实施和应用。一方面，文章分析了APEC成员中新经济发展的差距和“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以《新经济行动议程》和《数字APEC战略》为合作框架，探讨了在APEC成员之间的合作模式、内容和具体措施。本文的研究认为，“数字鸿沟”在全球和亚太地区呈现出相应的分布特征，APEC成员应该从缩小贫富差距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消除“数字鸿沟”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就此在政策和结构创新上作出努力。同时，要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它们跨越技术上的障碍，开发人力资源，解决信息差距。在APEC框架下，文中充分考虑了APEC成员的差异性点，提出了APEC中新经济的合作框架与政策应用的有关观点。 第六章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与启示。说明新经济的发展尽管有曲折，但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任何国家、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新经济面前，只有融入、参与和竞争，别无选择。发达国家如此，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探索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向发展的道路。新经济和全球化给它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又一历史机遇。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机遇，借助新经济发展带来的优势资源，实现自身经济的突破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