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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多年的发展，股票市场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操作中，对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仍然缺乏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一方面，利用西方成熟市场的股票交易与监管理论很难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运行机理及相关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短期内又无法建立起适合中国特点的股市发展理论。运用西方成熟股票市场运作模式来框定评价国内股市，往往使市场弥漫一种悲观的情绪，“推到重来”就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忽视股市内在规律和自身的建设，又必须面对股价大幅波动、市场非规范化运作带来的巨大风险。本文以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股市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努力将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运用到此项研究之中，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内因入手，力求客观分析中国股票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股市所面临的制度进一步创新进行初步地研究。 本文对于中国股票市场十年的发展持肯定态度，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改革的“试验品”，而是认为它是中国转轨经济实践的一种内在需求。作为一种从属的制度安排和选择，中国股票市场初始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路径必须服从中国经济转轨全局性制度创新的大局，即使是失败也只能是全局性制度创新的一种成本付出。因此，股市制度创新成本收益的计算必须放在一种大的全局性制度变迁的格局下才是合理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股票市场的发展进行客观中肯地评价。如果建牢了这样一个基础，在提出制度进一步创新的政策建议时才能有的放矢。因此，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提出了协调式制度超常规创新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现了本文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根本看法和核心思想，将其简单地分解，起码有这样几个代表性观点:其一、在渐进转轨的市场条件下，政府进行强制性股市制度变迁是一种客观的必然，长期以来为理论界和市场人士所批判的“政策市”也有其合理性;其二、中国股市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多的问题，其症结在于政府在进行超常规制度创新时没有较好地遵从市场内在要求，没有协调好市场自然演进和政府主导之间的关系;其三、中国股市已经进入新一轮制度创新的准备阶段，如果说筹资型股市制度安排是过去10多年相对应的改革全局性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那么，培育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则是新一轮改革的核心所在。及时认清这样一种形势，政府在主导性制度安排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时，有目的创造一种制度环境和氛围，有机协调各方的关系，那么中国股市的进一步制度创新将是稳定而有成效的。 本文基本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重点分析股市制度创新的一般性理论，提出协调式制度创新的概念并尽量丰富其内涵，分析了新兴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内生性和超常规制度创新的内在统一性，为剖析中国股市现实的制度安排和更替变换以及政策建议的提出进行理论上的准备;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五章，主要是对中国过去11年的股票市场制度创新进行实证分析，该部分的逻辑构建为:渐进转轨内在要求对国有企业增量体制的金融支持，而银行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了与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博弈的能力，加之其自身许多历史沉淀的问题如呆坏账必须尽快解决，从而减弱了对增量体制生存和发展的资金供给。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股市直接融资被推到了前台，筹资则成为股市进行制度安排和选择的主要驱动。而在国有企业不以效益作为唯一目标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价值型股价推动行情显然无法满足这样一种需求，所以，资金推动型行情则成为股市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政府围绕行情的开展进行各种制度创新，而各种利益集团则在这样一种路径下对制度进行固化。但是，这样一种制度创新方式的最大缺陷是股市在筹资功能不断强化的同时，资源配置功能被不断削弱。该部分第六章将该问题着重提出进行分析，在看到中国股市筹资型制度安排成绩的同时，认清其存在的不足，为找出股市进一步创新的方向做好铺垫。第三部分为第七章。该部分主要是对中国股市发展阶段进行判断，这一判断显示，2001年开始中国股市事实上进入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阶段，这一阶段可能还要延续若干年，尽管投资者仍然在沿用过去的投资理念，但制度创新有客观的内在必然性，而且新制度的一些雏形已经渐渐显现。立足于新制度创新的初始制度安排，该部分还将重点对政府在进行制度转换和新制度安排时的行为提出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