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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武关系一直是印尼政治发展当中重要的政治课题。早在印尼争取独立期间，军人一直表现独立，不受文人政府的约束。印尼军人除了担负原有的捍卫国家安全和民族领土统一的职责，在建军过程中也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在争取独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仍处于动荡之中，而文人政府由许多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团体组成，这进一步制约了政府的效率和职能。尤其是在有关国家安全的议题上，显得进退失据和犹豫不决，让原本应该服从于文人政府的印尼军队蔑视文人政府，而有意提高自己的政治发言权。 本文将首先叙述和论述印尼建军过程以及后来如何参与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印尼军人及其意识形态还处于形成阶段，从最早承袭荷兰东印度军的治军信条、承继日本法西斯的治军理念，到后来参与对抗兰殖民统治，其过程充满矛盾和意识形态的重塑。然而印尼军荷人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表现出独立姿态。这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治军思想有关。日本军队向印尼军队灌输了法西斯思想，促使印尼军队积极参政。 印尼军人为了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印尼军队成功平息各地的骚乱之后，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声望，为进一步发挥政治和社会职能铺平了道路。 在两大阵营处于激烈对抗的冷战格局下，合法性虽然严格说来是内政问题，但印尼军人也必须考虑到国际政治对国内政局的影响。冷战的双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印尼都有支持者，印尼军人也面临抉择。在“9·30事件”后，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右派军人成功夺权，后来选择加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接下来“反共”成为印尼军人参政主要的合法性来源。 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政权成立后，发挥了“双重职能”，军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上上享有极高的权利。苏哈托除了让军人担任政治要职，也允许军方从事商业活动，开拓财源。这都是强化印尼军人对社会的控制。 然而，军人政权本身面临严峻挑战，其合法性基础并不稳固。印尼军人为了巩固在政坛的主导地位，不惜大肆夸大印尼社会所面临的威胁。在“夸大潜在威胁”的过程当中，印尼军人也不惜在社会上挑动暴力事件，让社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进而加剧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加其对军人和警察部队的依赖感。 暴力成为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政权的特征之一。一方面，暴力的运用可以强化苏哈托对印尼社会的控制，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民众的反感。苏哈托执政时期的社会弊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爆发出来。军人政权面对国内外的强大压力，被迫交出政权。苏哈托黯然下台。军人在民主化时代面临改革的压力。 改革派政治人物如瓦希德和梅加瓦蒂深知军人参政所产生的社会弊端，于是大力推行改革。然而，军人长年所积累的政治资本让军人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抵制改革派政治人物整顿军队的努力。改革派政治人物与军人之间展开了政治斗争，而这一斗争逐步蔓延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动荡。 但是，民主化时代的自由竞争环境再次为印尼军人重新参政提供机会。军人出身的政治人物纷纷出山竞选，充分利用民主机制重返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