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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丧失子女者的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raumatic StressSymptoms，PTSS)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共患率及其人群特征;了解其PTSS得分和抑郁指数在两次施测时的变化情况;初步探讨其PTSS和抑郁症状的危险和保护因素。 2009年11月2-22日期间入户走访向峨乡丧失子女者（研究组）155人，其中男44人，年龄26-47(38.7±3.5)岁，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100人，初中及以上55人），已再孕或再育者79人。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在相同村落和社区抽取35名未丧失子女者作对照组，并用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TSD-SS)、自评抑郁量表(SDS)、自编人口学和地震暴露问卷对两组施测。2010年5月1-20日期间回访两组人群，并用上述量表对其再测。采用频数分析和卡方检验了解两组PTSS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和共患情况，以及研究组中检出有PTSS和抑郁症状的人群特征;采用描述统计、配对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协方差分析探讨丧失子女者PTSS得分和抑郁指数的变化情况。 2010年5月1-20日期间，对此前志愿者走访过的158名向峨乡丧失子女者(其中，男45人，年龄26-48(39.6±3.6)岁，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102人、初中及以上56人）进行回访。用生活事件量表(LE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PC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RS)评估其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源和心理弹性。用PTSD-SS、SDS测查丧失子女者的PTSS得分和抑郁指数。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探讨PTSS和抑郁症状的危险和保护因素。 震后1年半时向峨乡丧失子女者PTSS(67.7％)和抑郁症状(65.8％)的检出率和共患率(54.2％)均高于同乡未丧失子女者（Ps＜0.001）;震后两年时其PTSS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56.8％和44.5％）和共患率(34.2％)虽有所下降，但与未丧失子女者相比依旧较高（Ps＜0.01）。与丧失子女者中已经再孕或再育者相比，尚未再孕或再育者的PTSS检出率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震后两年时偏高;与丧失子女者中教育水平较高者相比，教育水平较低者在震后一年半和两年时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均显著偏高。 震后两年时丧失子女者的PTSS均分和抑郁指数（t=3.89，P＜0.01，Cohen，s d=0.33）在第二次施测时下降显著;PTSS的心理障碍/功能受损因子均分(t=2.24，P＜0.05，Cohens d=0.23)和情感麻木/紧张敏感因子均分(t=3.81，P＜0.001，Cohensd=0.36)在第二次施测时也显著下降。教育水平较低者、尚未再孕或再育者的PTSS总分和抑郁指数在两次施测时均显著高于教育水平较高者和已经再孕或再育者的得分(Ps＜0.05)，不同性别组的PTSS总分和抑郁指数虽在第二次施测时未显著下降，但性别和PTSS总分以及和抑郁指数间出现了交互作用（Ps＜0.01）。 机遇控制是震后2年时丧失子女者PTSS（β=-0.248，t=-3.30，P＜0.01）的保护因素，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是其PTSS(β=0.168，t=2.13，P＜0.05)和抑郁症状(β＝0.211，t=2.70，P＜0.01)的共有危险因素;领悟到较多的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内控性、较高的心理弹性是其PTSS和抑郁症状的共有保护因素（P＜0.05）。 汶川地震后极重灾区向峨乡丧失子女者的PTSS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和共患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以及其他地震暴露人群;了解这两种心理病理的变化情况、人群特征以及相应的危险和保护因素有助于促进这一特殊人群的心理修复，同时也有助于当前及今后危机干预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