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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创办《七月》的意图是明显的：坚守文学立场，作为投入战斗的一种特殊而更实际的方式。文学性与战斗性的坚守是刊物的路向之一。刊物坚守五四文学的批判精神，发挥文学的有效性的同时，着眼于文学作品质量的有意识提升。简言之，文学层面的艺术力与思想力是并重的。
启蒙的超越之处在于着眼于作家主体精神的自觉性张扬，关注作家的主体意识对作品的主导性作用。通过译文介绍西方作家的战斗人格，突显其精神楷模地位；对文学创作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倾向进行反驳，突显作家的主观意志力量。为保证刊物“启蒙意识”的主导地位而采取一些策略：一是编辑的纯化，胡风一人编辑刊物从而保证刊物的独立性与自由度，贯穿自己的文学理解使之健康发展。同时胡风编辑刊物显露出编辑方针的开放性。二是对青年文学力量的有意识掘发，这源于胡风为新文学输入新鲜的质素的自觉意识。刊物作者大多数为新生作家，来自于实际斗争生活中，带有清新的气息。并且注意作家群文学理解的共感与文学倾向的一致，这是胡风的有意为之。三是高级读者群的塑造，编辑与作家群都有纯化倾向，即文学态度的趋近，刊物的读者也要相应地能够与之共鸣，刊物有意识地塑造高级读者群，加强与读者的交流与沟通。
刊物“启蒙意识”的自觉来自于三个方面的思考：基于对普罗文学发展中弊端的反思、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延续性思考，对现实情势下文学发展中偏差的校正；胡风对自我多重文学身份的确认，编辑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为他坚守刊物提供足够的信心；鲁迅办刊策略对胡风有深远的影响。
《七月》、《希望》以自己独特的风貌感召了许多精神与之相似的小刊物的诞生。由刊物而聚集了一批性格气质与文学品格相近的作家，而这个作家群的存在又引发胡风对作家定位的思考。刊物的文学追求总是表现出与时代的不相容，而最终停刊。在政治对文学的紧张控制下，七月群作家的悲剧无可避免。但他们的人格精神却永远闪耀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