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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是对先秦和西汉时期的易学问题的研究。笔者试图运用易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易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予以合理的解释，对易学的有关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并考察易学与思想史发展的互动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在“《易经》研究”中，笔者将《易经》成书与《周易》史前学结合起来予以研究，一方面吸取了学术界对出土甲骨和周初青铜器所含“数字卦”及对王家台秦简《归藏》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结合《尚书》、《左传》、《周礼》等传世文献对卜筮的有关论述，从而对《易经》的成书过程做了合理而详细的解释。对于《易经》“象”的哲学，笔者讨论了“六十四卦卦名与卦象的关系”、“爻辞与卦象的关系”以及“卦象与通行本卦序的关系”三个问题，指出了《易经》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象数关系，这种象数关系是《易经》的作者对卦爻画的深刻观察得出来的。对于《易经》的思想，笔者着重从商周之际的思想变革入手去分析《易经》卦爻辞，指出了《易经》在卜筮的外衣下蕴涵的人文精神。 在“《易传》研究”中，笔者对春秋时期的易说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此时人们在使用《周易》上的一些特点。对于《易传》的成书年代问题，笔者认为，考证《易传》的著作年代与先后顺序，既要重视外证，即与其他战国文献的比较研究，从而确定《易传》出现的大致时代;又要重视内证，即《易传》七种之间的相互比较研究。《易传》对《易经》的解释过程，既是一个不断发掘《易经》体系所蕴涵的义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易经》象数化的认识与构建过程。对于《周易》的“大衍之数”问题，笔者认为应本于《系辞》这一文本本身，《系辞》中提出了大衍之数的概念，但《系辞》作者并不是从占筮的角度去讲筮法，而是企望在《系辞》中能对大衍筮法所蕴涵的宇宙哲理予以系统化的诠释，循着与《系辞》作者一样的眼光去看大衍之数，就当承认大衍之数为五十。 在“京房易学研究”中，笔者将京氏的易学内容与思想分“八宫卦序说”、“世应说和飞伏说”、“卦爻纳干支说”、“卦爻五行说”、“卦气说”五个方面予以阐释。在“八宫卦序说”中，将京房的八宫卦序与帛书《周易》卦序作了比较，指出了两种卦序实际上蕴涵着截然不同的易学思想。在“卦爻纳干支说”中，笔者就学者一般认为的京房是以“隔八生律法”纳支提出了质疑，发掘了皆为易学界忽略的李道平在《周易集解纂疏》中以“合声”理论诠释京氏纳支的意见，并进一步深究，指出了京氏纳支与郑玄纳支的不同，是因为二者本于先秦时期音律学上两种不同的“旋宫”古法。在“卦爻五行说”中，笔者提出了京氏注重以“二体五行关系说”解易的义例。 在“《焦氏易林》研究”中，笔者对《焦氏易林》的作者归属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易林》作者当归王莽时的崔篆，列举了《易林》中大量的事例进一步补证了余嘉锡、胡适等学者的观点，从而基本上澄清了《易林》的作者问题。通过对《易林》卦辞的分析，笔者批驳了尚秉和在《焦氏易诂》中认为的“《易林》一字一辞无不本于象”的观点。通过对《焦氏易林》思想的研究，笔者指出了《易林》作者儒家的思想特色和一定的道家思想倾向。 在“《太玄》研究”中，笔者首先对扬雄创作《太玄》的学术、思想背景作了探讨，认为扬雄创作《太玄》，是对西汉易学成就的深刻总结。其次，笔者对《太玄》的筮法和天道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太玄》筮法中的“两次归余”的问题，及其对旧筮法的改造;同时论述了扬雄以“玄”为本的天道观的意义所在。 在“《易纬》研究”中，笔者着重探讨了“《易纬》对《周易》经传诸多问题的新认识”、“《易纬》中的占术问题”、“《易纬》中“四太”的宇宙学说”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笔者在论述“《易纬》中的占术问题”时，讨论了西汉易学是如何逐步走向数术化的具体进程，而《易纬》中占术的新与旧，鲜明的体现了易学对民间数术之学的一种吸纳与改造，这种改造并不是仅仅拘于旧筮法上的，也表现了《易纬》对旧筮法赋予其新的哲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