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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
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
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
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
再次，本文采用GTAP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
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
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
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
再次，本文采用GTAP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
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