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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背离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方向，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向。然而，这一逻辑的展开，并非意味着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一定能顺利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一定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应该看到，社会是一个有着诸多结构的复杂大系统，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认真探讨整个社会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型规律问题，探讨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结构相“亲和”的问题。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告诉我们，社会结构的转型决非轻而易举。无论是早发内生型国家，还是后发外推型国家，它们在实现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化道路上都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经历了转型带来的社会失序与苦难。应该说，这是每一个力图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加以认真思考与妥善解决的时代大课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以欧洲（尤其是英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史研究为基础，完成了其扛鼎之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在书中，波兰尼阐述了大转型给这一时代所带来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苦难，认为正是自发调节的市场与市场“脱嵌”于社会造成了这些苦难，提出了要让自发调节的市场再嵌入到社会中这一反向保护运动来消除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各种苦难，并对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分析。波兰尼的“大转型”思想涉及面广泛，他对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的冲击、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市场的非自足性以及政府的干预和支持等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深入阐述和反思，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也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青睐。
然而，在对波兰尼思想研讨升温的同时，我们或许应该对各种“拿来主义”保持一定程度的警醒。波兰尼所认为的市场与反市场的双向运动恐怕仅是市场脱嵌于社会的表象，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缺乏结构性“亲和力”才是造成脱嵌的根本原因。波兰尼一方面让政府主导反方向的运动来使市场经济重新嵌入到社会中，同时又让人们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试图用道德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这就走向了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国度。政府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当干预是必须的，但是这种干预不仅不是万能的，甚至本身会成为社会转型过程的麻烦制造者。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必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是造成转型苦难的因素之一。政府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要限制自己的权力;二是提高社会的自治程度，提升公民的自治能力，培育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为现代化的转型创造良好的社会空间;三是应对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规范体系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并重的转型;四是要有效发挥法治对于权力滥用的防范，对于秩序的稳定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作用;从方法论角度来说，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是一个多元发展的缓慢过程，是一个复杂大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调整、相互磨合的过程，而非一种单线式、激进式的转变过程。因此，我们应该用一种多元发展的、保守的方法论视角来审视社会结构的转型，注重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结构间“亲和度”的提升。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顺利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