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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目光投向集聚现象产生和演变的经济机理，试图具体解释我国的产业集聚现象，探讨产业集聚的边界。
研究方法是在不同形式的递增报酬(集聚的向心力)和不同类型集聚成本(集聚的离心力)之间进行权衡。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探讨产业集聚产生的微观基础；至于对产业集聚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的研究，将结合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动力，利用构建的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引入和构建了若干个理论模型：利用垄断竞争模型和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模型探讨递增报酬的微观基础，同时构建模型分析集群为什么会专业化的原因；结合土地市场的竞租模型初步探讨产业集聚的地理边界和集聚规模；引入和扩展了Krugman(1991b)的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均衡的稳定性和不稳定均衡的动态演变；其四，为了克服Krugman中心—外围模型的缺陷，利用线性运输成本和线性需求函数构建模型，完成对中心—外围模型的超越，并重新探讨了产业集聚的相关问题；结合Harris-Todaro模型和Shapiro-Stiglitz的效率工资模型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性质可以改变情况下的产业集聚的边界问题，利用构建的分析模型，重点探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农村劳动无限供给下的产业集聚的规模，并重新了审视中心—外围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中间产品的多样性和(由于不完全的信息的存在而产生的)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机制是递增报酬和产业集聚产生的微观基础。在由递增报酬形成的向心力与由交通成本和地租加总而成的集聚成本等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利润最大化的工人规模是既定的，吸引的工人数量也是既定的，于是，产业集聚的边界得以产生。另外，地区或者部门间的竞争将使集群走向专业化。
此外，Krugman中心—外围模型有几个基本假设是存在缺陷的。其一，冰山型运输成本的采用暗含着任何制成品的价格水平提高都伴随着一定比例的运输成本的增加，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其二，模型中CES效用函数的采用，使得需求只有不变弹性，这与空间定价理论中的需求弹性随距离而改变的命题不吻合；其三，劳动力迁移为静态预期假设似乎过于简单；其四，模型中成为主要离心力来源的农民的空间不可移动性假设，以及“劳动力二分法”不符合中国等工业化中期国家的大量使用外地民工等事实。再加上模型的结论严重依赖于模型的假设条件，因此，其结论就不可避免地对现实缺乏解释力。本文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些不太合理的假设的分别改变来完成对这一空间经济核心模型的超越。
标准中心—外围模型的动态结论是在劳动力迁移由静态预期所驱使的假设下得到的，将其与具有远见预期假设下的劳动力动态迁移的模型结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大多数结论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静态预期假设仍然是一个可以有效地分析集聚问题并且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方便的假设。
比较以CES效用函数和冰山型运输成本为基础构建的标准中心—外围模型与以二次效用函数和线性运输成本为特征的线性模型，发现，尽管集聚过程的细节(包括集聚的规模)和定价政策不同，但是它们均说明了在运输成本非常小的情况下，产业的地理集中趋势的存在。这意味着运输成本的长期下降会加剧产业集聚的程度。因为，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企业就有动力将他们的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以实现规模经济，和分享由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与此同时，较低的运输成本也会使企业间的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此时，产品的差异化(降低产品之间的可替代程度)就成为同避或缓解激烈的价格竞争的重要手段。于是，产品的差异化是促进产业集聚的巨大推动力。
通过引入二元经济下的工资扭曲，发现：即使没有厂商层面或者产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或者递增报酬，只要存在二元经济而产生的任何工资扭曲，就会存在农业人口向城市制造业部门(或者是产业集群)迁移的动力，同时伴随着一定的失业水平和农业人口的制造业转移。这一结论非常符合所观察到的我国产业集聚产生的实际情况。
与最低工资立法等工资的外生扭曲(固定工资)相比，效率工资制度(使工资扭曲内生化)的采用，使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降低(同时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就业人口增加，二元结构矛盾得以弱化，制造业集聚规模增大。这就能够解释在改革开放后我国专业化产业区的大量出现。
二元经济结构下，产业集聚的规模(或者说集聚的边界)的大小受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制造企业部门边际生产的高低、以及各生产要素间的替代弹性的大小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单就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言，它对制造业部门的规模是中性的，但是对降低制造业部门或者城市的失业却具有积极效应。另外，区域外大量劳动力的流入并不会影响制造产业集聚的规模，相反还会使当地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