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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在中国词史上是个特异的存在。他那与其出身、身份、教养等极不相称的词作风格，引起人们多方的分析与揣测。梁启超就曾指出：“这个人有他特别的性格。他是当时一位权相明珠的儿子，是独一无二的一位阔公子，他的父母很钟爱他，就寻常人眼光看来，他应该没有什么不满足，他不晓得为什么总觉得他所处的环境是可怜的。……批评这个人，只能用两句旧话说：‘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他的文字常常表现出这种狂热的怪性。”(《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 这种不相称也同样出现在他的边塞词中，使得他的词作充满幽悲、伤感、哀怨、沉痛的情调，透露着令人疑惑不解的忧愁、疲惫、厌倦的情绪，他似乎不是身居显位的皇帝近侍而是落拓无依的天涯浪子。 为此，笔者试图以边塞词作为切入点，在探求他这种矛盾的由来和表现的同时，解读他那神秘而独特的心灵世界。因为边塞词大多是他离开家园、行走塞上所作。这时，他已全然没有了吟风弄月的雅兴，也少了“欲赋新词强说愁”的点缀，词成了他生命的寄托与发泄，表露的尽是他的真性情，是最能表现一个真实的纳兰的。笔者从纳兰边塞词的时代个性、词人个性、词体个性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纳兰边塞词这种抑郁感伤的情绪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清朝不同于唐王朝和宋王朝，社会上弥漫的晚明遗民情绪与满族旗人特有的感伤情绪相交织，在满汉思想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构成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情色调，体现于纳兰的词作中，形成挥之不去的凄迷与逃避的情调。 时代个性只是外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词人个性，是他“特别的性格”“狂热的怪性”。他的痛苦其实不是没有来由的。用非其志，使得理想与现实脱节，是他一切痛苦的根源，并最终导致他悲剧性人生体验的产生，外化为对扈从生活的极端排斥与厌恶。当情感无可依托，痛苦无可舒解时，家成了他寻求心灵安顿与平和的最佳指归。于是，身处塞上，他总是心系家园，从而把闺思大量引入边塞词中，表现为词中边塞景与闺中情的巧妙结合。同时，因为他那特殊的心理经历，面对充满历史感的边塞古迹，他的深沉感叹也缺少新朝新贵的狂喜与傲慢，反多了些感应汉人家国情绪的遗民情怀。为了抒写和表现他身在塞上时的特殊的生命感受，他大量地撷取黄昏、落日、归梦、客心作为心态的载体，心声的代言，表现他郁愤的心理，痛苦心灵的悸动和孤独感伤的游子情怀。 纳兰所处的独特的时代，他自身独特的思想经历和性情，使得他的边塞词不同于一般，消失了传统边塞作品豪放刚健的气质，充满温婉柔媚的蕴致。颇具阳刚特征的塞外风物与词人内心的缠绵凄情的奇特呈现，边塞题材与婉约词性的巧妙结合，显示了纳兰边塞词卓绝不俗的词体个性。其契合点在于他对情的体认和表述受晚明情观的影响，重情、深情、任情。于是，他自觉地提升了词体意义，并把闺情的叙写置于边塞词的核心，表示他在乎的是情的充分表达，而不是边景个性的保持，他只是把边景作为情感表现的大背景而已。 总之，事物的产生是内外因作用的结果。我们在解读纳兰哀惋、凄枪、悲苦的边塞行吟曲时，不能脱离他透露着生命状态和生存状态的心灵咏叹调。毕竟，“在一个人的生活过程中，除了物质的一部分，精神上同样使你感到无法排解的悲痛。”(刘大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