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引五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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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继承父志,发扬史官家庭传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要求撰成《史记》一书,记录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在文献学、文学、史学等领域均占有一席之地。《史记》全书中出现了不少来自于五经的材料,司马迁以一己之力对其进行改造并加以征引,或引原文对史料进行补充,或改变原有叙事背景,化用于自身述史过程中阐发义理,对丰富儒学、经学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章从《史记》文本出发探讨司马迁对于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儒学、经学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司马迁与父亲司马谈产生了不同的学术倾向,司马谈重黄老之术,但司马迁可以说兼采众家之长,他将孔子推为“至圣”,对待儒学也持重视态度,并在《史记》中勾画了五经传承历史图。从客观条件和个人经历两个角度出发讨论司马迁征引五经材料的原因。首先汉代经学复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使儒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次,司马迁出身史官家庭为其接触到儒家元典创造了条件,遭受李陵之祸后,他为继承父志,发愤著书完成《史记》。
  第二章对《史记》征引《诗》《书》《礼》《易》《春秋》的具体情况分别作以分类,从内容上看,或是引经补史,或是借经阐发义理;从语言上考量,一是大量采撷原文,一是用汉时流行语对原文语言进行改造,将其融入进史书当中。
  第三章讨论司马迁征引五经一方面起到了以经补史的作用,提高了儒学地位;另一方面在《史记》中留存了许多至今已经亡佚的书籍,这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书籍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第三,司马迁用汉时语改造五经原文对其进行征引可以说是对五经进行再次整理,他借用儒学、经学的义理阐发自己的观点也直接对宣扬儒学、经学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经学思想深入司马迁心中,著书时其体例和内容皆受其影响,他在不自觉的论述过程中达到了以史扬经的效果。
  司马迁述史,五经对其影响深远,在材料的取舍上司马迁真正做到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最终“成一家之言”,完成《史记》这部史学巨著。在《史记》中我们真正看到了儒学、经学和史学之间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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