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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仅创造了诸多的社会奇迹，也形成了不容忽视问题域。在令世人瞩目的数字奇迹背后，这些深受影响的亲历者的生活史本身更需要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制变迁的完整进程，描摹这一进程中单位人的生活史图景，沉淀于内心的社会变迁集体记忆，分析其不断进行着的身份建构，进而反思单位制度的演变与未来。围绕着这一主旨，本文试图探讨三个问题，其一，在个体与家庭生活史的演变轨迹中，单位人对于单位制的形成与变革有着怎样的记忆？其二，在单位制演变的过程中，单位人的身份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此，国家与社会，及其自身是如何进行身份建构的？这种身份生产又对单位制变迁产生哪些影响？其三，面对单位制变迁这一事实，单位人该怎样获得一种新的共同体式的生活？以单位人口述展开其自身与家庭的生活史演进，进而挖掘生活史与社会史的互构。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发现，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境，“单位人”对于这一过程的记忆呈现出这样不同的记忆模式:在创业时代的记忆中，“单位人”表达着“单位生活共同体”的集体怀旧;文革这一特殊时期，通过个体伤痕与社会困难的勾连，“单位人”反思自我与时代;改革以来，单位制的变迁显现出由“共同体”向“原子化”的趋向，这深深烙印于“单位人”的生活史之中，并引发这一群体面对分化所带来的集体迷思。记忆是再现，一种表达，更是一种反思与建构。在单位制形成与变迁的过程中，“单位人”这一在高度同质性的群体不断发生分化，这些自我以及社会所赋予的身份认知在不同年代的集体记忆中呈现了出来。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身份的生产机制，形塑了单位人群体本身，单位人对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记忆也呈现出以个体身份为中心的秩序。计划经济为主轴的创业年代是“典型单位制”的形成时期。以工人为典型代表的“单位人”虽然承受着艰苦的生活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等，但其身体的痛苦已然淹没于“报恩”的心态与“解放”的心情中，他们在当时所谓的“低工资、高福利”的单位社会中，获得了近乎一致的“平等感”与“主人翁意识”，并形成了高度的集体认同。文革时期是“典型单位制”不断强化与巩固的阶段。虽然在全国普遍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要求下，H厂的生产受到一定冲击，但在国家计划的高度要求下，H厂的生产一直未中断。同时，由于文革思潮的影响，作为社会动员重要载体的单位组织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巩固，在其所承载的阶级运动中，“单位人”中工人群体的地位与身份认同获得了空前的强化。但须明确的是，这种强化是在特殊时期，以规训与压抑为代价被国家刻意地生产出来的。伴随改革开放的进行，“典型单位制”经历了不断变异与消解的过程。改革初期，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单位制经历了市场和资本的重组、国有企业改制等一系列的变动，但在深受“典型单位体制”影响较深、计划经济延续时间较长的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并没有在改革之初就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反而稳中有升，在全面恢复生产后再一次赢来了生产与科研的高峰，单位人的认同依然是稳固的。在国企改革大规模、集中推进的90年代，单位制的变迁也异常迅速，以往仅仅依靠国家任务下发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秩序被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秩序所替代，原本稳固的单位体系开始松动，以传统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单位人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身份地位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型。他们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同时下滑，过去单位体制中的工人文化活动空间逐渐消失，自身的身份认同急剧下降，原本统领单位制走向辉煌的集体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在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的阶段，身份焦虑与主体性迷失的单位人再一次陷入认同的迷思，在“个人崇拜”的癫狂与激进中，即便是有过暂时的复苏与挣扎，但终未能扭转单位制走向终结的历史命运，H厂亦不得不以分立改制为策，换取企业生存的可能性。分立改制这一政策的实施运行，如同激昂的进行曲中的休止符，毫无征兆的宣告了激荡的戛然而止，留在人们心中的震荡久久不能离去，“单位人”对于自身的认同再一起被击碎。 改革开放以来，H厂三代“单位人”共同见证与记忆了H厂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从“单位生活共同体”到“原子化”趋向的过程演变，都遭遇了“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型。在单位制的形成与变迁中，根据代群关系的承继，可以展现出三代“单位人”的身份演变，而依据这种身份演变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大致可以理出这样的脉络:其中，“单位人”中的普通工人阶层生活沉入谷底，一方面，他们对“工人”这一身份的认同是矛盾的，在充分肯定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他们认为社会对于自身的认同是不足的。因此，他们对工人这一身份的认同是极其低的，甚至也以此来告诫自己的后代，不要再去重复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地在这一身份基础上，对自身进行建构。他们愿意在回忆过去中强化自身作为工厂的“贡献者”、国家“苦难的分担者”以及改革开放代价的“承受者”等身份。以此为基础，他们希望国家与社会能给他们“说法”。相应的，在国家改革与单位制变迁中实现身份地位上升的主要是单位中具有政治资本的领导层。一方面他们通过回顾过去，尤其是自己在艰苦劳动与分担苦难中，建构所谓“苦尽甘来”的解释逻辑;另一方面，他们更倾向于利用全球化市场语境下的话语，诸如市场、机遇等语词来建构自身作为“企业家”、“领导人”、“创新者”等这些充满现代性色彩的身份。进而，在对过去单位的温情记忆与现实情境的碰撞中，在父辈的“不再当工人”的忠告与主流社会所奉行的成功主义价值观的对接中，作为H厂第三代“单位人”，他们力图跳出父辈的历史，在新的社会空间重置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工人们的记忆实践不同，他们对于自身有着较高的认同。在不同的语词系统与解释体系中，单位内部的分化逐渐被强化，瓦解着原本统一的集体意识，并进一步导致了“单位人”认同体系的碎片化。 通过“单位人”从“单位共同体”的生活逐渐走向分化，并呈现出“原子化”趋向的过程演绎，“单位人”群体的记忆实践与身份建构揭示了单位体制形成与变迁的心灵轨迹，彰显了单位制变迁的客观必然性、长期性与复杂性。诚然，单位制之变势在必行，但在市场与资本逻辑的不断侵蚀下，单位制原有的有益的功能也随着改革而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这一过程留给社会沉重而艰难的后果。在国家与社会普遍倡导民生的大背景下，在寻求“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要求下，如何去寻找介于“市场”与“社会”间的第三条道路？在此，本文尝试以关注“尊重历史”的补偿性社会政策，激活“社区为依托”的中间力量，重拾“单位制传统”的内在美德与寻求“服务民生”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样几个层面，在“新单位社会”中建构可能实现的共同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