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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生前诗名显赫而身后又多有误读,其人,其诗或与政治相纠结,或与文化相纠结,往往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接受状态。因此,在接受美学的研究视野中,刘禹锡的诗歌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我们研究刘禹锡的文集传播和诗歌入选重要选本的情况可以管窥刘诗的接受广度,研究刘禹锡诗歌的批评水平可以理解刘诗的接受深度,研究宋代作家作品中点出、化用、模拟刘禹锡诗歌可以解读刘禹锡诗歌的巨大的影响。刘禹锡诗歌的传播史上,由于其生前已编辑了数种集子,因此在流传过程中表现出了比其他诗人更为复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文集的种类较多,除了正集外,尚有唱和集若干种和后来补充的外集。而唱和集和正集外集的流传又具有不同步性的特点。在宋初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刘诗的唱和集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他的正集却仅留下四分之三,四十卷本只剩余三十卷。后由于藏书家宋敏求辑佚,董弅、陆游诸人刊刻,其正集及外集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而其唱和集却渐趋亡佚。这种现象一方面证明了宋代文学观念的嬗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人对刘禹锡解读越来越成熟。而从刘禹锡诗歌在宋代著名选本中的选录上看,刘禹锡的名篇呈现出了从唱和诗到民歌诗相互更替的变化趋势。而对刘禹锡诗歌的选录也从早期的古体为主,到以绝句为主,再到律诗为主,这种变化趋势也表明了刘禹锡诗歌不同体裁接受的变化。在刘禹锡诗歌的批评史方面,北宋与南宋明显呈现出了北宋奠基,南宋深化的特点。所谓北宋奠基,是指在北宋阶段,刘禹锡诗歌的批评仅仅处于印象似的批评模式,三言两语,注重刘诗风格论的探索。而到了南宋,由于诗话发达,南宋的批评深入全面。对刘禹锡“诗豪”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其中尤其以刘克庄的解读最具有权威性,成为后世不刊之论。但是,由于刘禹锡永贞革新的历史污点,在两宋刘禹锡的批评中逐渐产生波及整个文坛的历史性大讨论,一方面赞扬刘禹锡的人格,认可刘禹锡的政治才华,另一方面,很多批评家站在保守派一边对刘禹锡人格大肆批评。“人品——诗品——政品”三维批评模式成为刘禹锡诗歌批评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刘禹锡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体诗歌走上文坛,黄庭坚做为竹枝词的“第一读者”,他的理论上的贡献和创作上的鼓吹在北宋中叶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黄庭坚的影响之下,苏轼、苏辙等人开始较大规模地拟作竹枝词,具有鲜明的先锋实验色彩的创作从北宋中叶开始逐渐形成风尚,而在南宋陆游等人的批评文字中随处可见对刘禹锡竹枝词创作的批评,甚至把竹枝词看做个人创作的标高。在刘禹锡诗歌的影响史方面,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均受到刘禹锡诗歌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刘禹锡作品中桀骜不驯、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对苏轼、陆游、刘克庄等具有相似命运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郎”、“桃花”、“玄都”等意象构成的“玄都观诗案”典故常为诗人们引用自比或者比人;其二,刘禹锡诗歌词句、意象等被宋代诗人反复引用,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文体上看,刘禹锡“玄都观诗”所代表的政治讽喻诗、“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体诗、“金陵系列”为代表的咏史诗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北宋诗坛产生深远的印象,哺育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诗人和一篇又一篇的艺术杰作!从整体上看,刘禹锡诗歌在宋代接受史上居于仅次于李杜韩白的位置,几乎所有的文学流派均把刘禹锡放置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诚如《新唐书·文学传序》所云:“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矣。”当然也正是由于刘禹锡文学正宗的历史地位,他无法如其他大家一样开宗立派,宋代的选本中也无一本是专为之选注。从刘禹锡接受史的漫长的历史链条上看,宋代对刘禹锡诗歌的接受和批评涉猎范围很广,研究颇为深入,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宋代是刘禹锡接受史上的奠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