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研究了美国的广播电视所有权政策,在历时梳理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分析框架进行了解读。本文认为:美国始自70年代术的广播电视所有权放松管制趋势是美国国家权力机构和媒介资本有意合谋的结果,目的是通过媒介领域的商品化和空间化来打造媒介巨头公司,从而满足媒介资本的扩张本性,并使美国在全球信息经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国内公共利益的损害。
美国广播电视所有权放松管制是传播商品化的结果。在传播技术进步、信息社会转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抬头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家权力从非商品化领域退出留下真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推出机构改革适应商品化需求,而捍卫公共领域的媒介政策基础原则遭遇商品化冲击而瓦解。
美国广播电视所有权放松管制是传播空间化的结果。媒介集团通过各种形式的所有权集中突破空间限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其他权力机构的配合下积极促成国家规范的改变,为媒介资本在全球扩张做好政策上的合法化,从而使二者都成为传播空间化(全球化)的受益者。
不可忽视的是放松管制过程中出现反抗力量的结构化,反商品化空间化力量在社会基层萌芽发展,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对美国广播电视所有权政策制定发挥影响,一定程度上对放松管制的主导力量产生掣肘,塑造出美国当前新的传播力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