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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英国妇女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作家，开启以文学作品展现女性意识的先河。随着19世纪60、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欧洲的兴起，简·奥斯丁和她的作品成为批评家们争先评论的对象。个性鲜明的女性及女性群体是奥斯丁作品中的主体，她所创作的女主人公是以自己真实的女性经验为标准塑造出来的，是对某些男性文学中不真实女性的反驳和对抗。她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妖妇";而是有头脑、有见识的新女性，是追求独立自主与个人平等的女性，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 《爱玛》是简·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之一，尽管在她的小说中不是最受欢迎的，但却被公认为风格最为成熟，结构最为完整的一部。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新女性形象。新女性概念是相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完美女性概念提出的。相对于完美女性的被动、顺从和无我，新女性则倾向于从男性霸权中解救自己。新女性不满意于父权制长期以来对女性的种种限制与规约，不甘于成为男性的他者身份。她们追求独立、平等、自由;设法依靠自己的意愿经营自己的生活。在小说中爱玛·伍德豪斯、哈丽特·史密斯、简·费尔法克斯便以这样的新女性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她们敢于冲破重重枷锁，不顾种种世俗，勇敢地挑战男性霸权。通过对新女性觉醒与反叛父权制的描写，简·奥斯丁展示了其女性主义意识。 小说《爱玛》围绕着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以及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展开。但简·奥斯丁这次将女人间的关系设置为明线，而将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以暗线的方式进行的描写。长久以来，在男权思想的灌输、改造和利用之下，一部分女性被同化，被规训，她们深受父权文化毒害，自觉地将男性对她们的要求变成她们自己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使她们自己安心于自己的奴隶地位，甚至会令她们为虎作伥，充当压迫者的同盟，成为压迫其他妇女的一股势力。小说中以爱尔顿夫人，韦斯顿夫人以及伊莎贝拉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便处于这样一种姿态，她们不但不自知、自怜，反而对以爱玛、哈丽特、简为代表的新女性嗤之以鼻。为了显示对父权制及男性霸权的愚忠，她们处处与新女性针锋相对，企图在行为方式及思想意识层面教训新女性。传统女性与新女性水深火热的关系背后隐藏着男性霸权对新女性反判行为的不满。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表面上似乎和新女性是朋友，实则站在幕后，指使传统女性打击破坏新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女性充当着男性霸权的傀儡和工具。表面上看去是传统女性与新女性的战争，实则是父权制与新女性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是新女性步入社会后接受的第一次社会教育，必然要对新女性所坚持的女性意识造成负面效应。通过对这种描写，简·奥斯丁有意控诉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对新女性的镇压和迫害。 在揭示了传统女性与新女性的关系后，简·奥斯丁又把注意力投入到新女性之间的关系上--姐妹情谊，试图从新女性的关系及其变化上揭示反叛失败的最终原因。所谓姐妹情谊，从狭义上讲是指女同性恋关系;从广义上讲是指女性之间的深厚友谊。姐妹情谊是建立在女性共同经验基础上:所有妇女，无论种族、民族、阶级，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父权制的压迫，即女性因其女性身份而遭受压迫。姐妹情谊，作为妇女反叛父权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为妇女提供了避风港湾和安全的成长环境。依靠姐妹情谊，妇女彼此分享内心世界，互相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援助。小说中爱玛与哈丽特最初已经建立姐妹情谊。两人互相欣赏、分享内心生活、形影不离、互相扶持。借助于姐妹情谊的庇护，她们在反叛父权制的道路上更加积极、勇敢，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然而新女性之间并不团结，并未形成一股力量。一直以来，男性把女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邪恶的和不自然的，认为女人的团结威胁着男性统治和男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姐妹情谊遭到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与传统女性的联合打击。父权制的打击、迫害使得新女性的人性逐渐扭曲。由于社会角色，包括地位、身份、名声的悬殊以及自我心理、气度、才智的偏狭;加之对男性和男权社会"注视"的竞争，她们彼此疏离、彼此轻视，甚至水火不容。她们之间的隔阂、不容、嫉妒和仇恨造成了新女性个体的隔离状态。丑陋的自相残杀现实性地取代了温馨的姐妹情谊。体现在小说中，为了争夺男性的"注视"，爱玛和哈丽特最终分道扬镳，不相往来。而且，为了彻底摆脱哈丽特，维护自己的"利益"，爱玛设法让哈丽特离开了海伯里村。面对姐妹的冷酷，哈丽特无计可施，除了对爱玛的恨意，便是对新女性未来的绝望。而简自始至终都未加入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起初是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而彼此疏离，后来则因为争夺男性的"注视"而互相仇视、伤害。从这里，简·奥斯丁试图让人们看到:事实上是"利益"而非"处境"左右着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即女性在共同境遇下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争斗、伤害，姐妹情谊不可避免地受到利害关系的冲击蜕变为姐妹之间的勾心斗角，终至瓦解。 通过三个新女性之间的斗争，不难看到藏在暗处的父权制的操控。是由于男性的介入才导致爱玛，哈丽特和简之间的斗争，自相残杀。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之所以结交新女性只是为了摧毁新女性之间已经建立的或可能建立的姐妹情谊，这是男性霸权打入新女性内部的手段。因此表面看去是爱玛，哈丽特和简之间的斗争，实则是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与新女性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男性霸权大获全胜。 新女性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伤痕累累，无力再与父权制抗衡。她们从父权制社会上接受的种种教训令她们对自己的女性意识开始怀疑。没有了姐妹情谊的庇护，她们的主体意识让她们处处碰壁。无路可走之时，唯一的生路便是重拾传统女性身份。她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主体性。尽管深知结婚不是理想的两性结合方式，而只是让男性拥有一个听命于他的女仆而已，而且对于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来说更是没有幸福可言，但出于对婚姻的庇护作用，能给她们一个栖身之地，爱玛、哈丽特和简都陆续迅速选择了结婚。主体性是新女性区别于传统女性最主要的特征。主体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主体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力，并强烈要求在各个方面完善自己，包括地位、生活方式、知识水平、性格塑造及心理健康等。同时，主体享有思考与表达的权利。从哲学角度讲，主体与客体是一对相对概念，抛弃了主体性也就意味着将以客体的形式存在，没有了灵魂，没有了自我。爱玛，哈丽特，简摈弃主体性的同时宣告新女性反叛男性霸权的彻底失败。作为男性的客体，她们只能是第二性。 重拾传统女性身份的第二步是她们要追求女性气质，使自己成为男人们期望和要求她做的那种女人，即服从男人，保持愚昧的头脑，遵从男人的思想，以男人的意志为意志，不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为了向父权制证明自己的女性气质，爱玛、哈丽特、简极力讨好别人以及互相讨好。她们之间作为主体时的仇恨、怨恨、不满瞬间烟消云散，此时她们作为她们未来丈夫的客体，既然没有了独立人格，也就不存在仇恨、怨恨和不满。她们此时的关系是一种由男权社会隔离开的虚假关系，与姐妹情谊毫不相关，至此男性霸权利用女性气质牢牢控制住了曾经的新女性。在这里简·奥斯丁向读者揭露了女性气质的本质，即它是父权制社会文化构建的结果，其目的是限制女性的健康发展从而长久地控制女性。 小说虽然以新女性反叛失败而结局，但简·奥斯丁并不是想让读者对女性解放事业绝望。相反她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引发读者由其是女性同胞们深思其失败的原因。她警示女性同胞们要正视妇女解放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及拦路虎。最后简·奥斯丁申明:要实现妇女解放事业，女性之间必须要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恨和相互抛弃，并携起手来重新构建健康的女性主体意识，拒绝女性气质的不公正约束，重建深厚的姐妹情谊，重拾失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