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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三家”是指晚清广州的三位诗词名家,即叶衍兰、沈世良和汪瑔。“粤东三家”才学兼备,著述颇丰,工诗文,善书画,尤长于词,在岭南文坛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们还留心学术,与学海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粤东三家”自成面目,各擅胜场,同时三人之间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对道咸同光年间的广东文学、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粤东三家”对于认识晚清广州文人的文学活动、生存状况、文化心态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来说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个案。此外,“粤东三家”原籍都在浙东,叶氏、沈氏、汪氏家族与浙派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入粤之后,百年间代有才人,皆成为广东引人瞩目的文化世家。叶氏、沈氏和汪氏家族在入粤过程中如何整合浙粤文化以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从中又体现出怎样的文化认同感,也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本文对“粤东三家”的家族、生平、交游、文学、学术等问题进行专题探讨,遵从持之有故,因小见大的途辙,力图在“大历史”中找到“小问题”的确切位置。
本文认为,“粤东三家”的出现,既是清代士人群体大量入粤与岭南岭北文化交流的特殊产物,更是岭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致。叶氏、沈氏和汪氏家族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以诗词传家。入粤之后,他们一方面秉承家风家学,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位;另一方面又扎根于岭南的土壤之中,不断调整心态与行为方式,积极吸纳岭南文化因子,成为广东文坛的一支生力军。浙江文人区域文化意识的自觉,家族、师友关系与文学、学术风气的传承,以及广州地区深厚的士人文化底蕴,奠定了“粤东三家”日后发展的走向。
在人生路向上,沈世良、汪瑔、叶衍兰分别朝着“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方向发展,为人处世、秉性志趣、文学主张、创作风格多有共通之处,完全具备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角度合称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叶衍兰、沈世良和汪琮的文学学术活动表面上都是个人行为,但最终汇聚出的文学才华、学术个性、思想意识以及背后的文化根源却是超越这三个人之上的。在行为方式上,“粤东三家”皆清高峻洁,疏离权势。在生活方式上,“粤东三家”追求悠然闲适,尽管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人生坎坷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但依然保持着闲适优雅的生活格调,执着于精神层面的享受。在思想观念上,“粤东三家”带有鲜明的援佛、道入儒的取向,以张扬主体意识为主导,带有浓重的个性解放气息,与当时的中原士人多有异趣。在学术研究上,“粤东三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整理多有贡献;在文学方面,“粤东三家”强调个人性情的抒写,他们的诗词带有清丽雅致的浙派典型风格,往往还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闲逸之气,这种精神气质与岭南地域文化密切相关。而且,“粤东三家”的后嗣、弟子对近代岭南乃至全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粤东三家”对于岭南学术文化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
“粤东三家”的文学追求与晚清主流文坛的价值评判标准明显不相合,但自有其文化史意义。“粤东三家”主张文学在抒发个体的真性情的同时,注重保持高雅的文化品味,对于各种文学风格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个人天性,颇具自由、民主的近代精神。晚清时期中国古典文学进一步衰弱,宋诗派由于片面强调诗歌的考证与史学意义,则不免佶屈聱牙的弊病;常州词派过分强调寄托与微言大义,往往失之晦涩难懂、穿凿附会,这都大大削弱了文学所应具有的抒情性与审美性。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粤东三家”的文学主张,对于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不失为一种务实有效的文化策略,并孕育着新的文学因子。“粤东三家”在名家辈出的晚清文坛中一闪而过,但他们追求的文学理想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显示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