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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至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复杂多变，很难用线性思维搭建该时段内意大利政治思想的框架，要想从繁多的理论和浩瀚的资料两方面来驾驭这三百多年在意大利轮番涌现的经院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公民人文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共和主义等诸多政治思想的流变线条绝非易事。鉴于此，本文通过两条相互关联的中心线索交叉评述14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政治思想。
第一条主线是从国家政治理论的视角出发，即始终以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线索，围绕国家共同体在政治层面上关涉的具体问题展开，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国家观念、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和完善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等等，剖析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理论主张，以及他们自身政治实践的路径，勾勒出14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线索与特征。
第二条主线是14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重心经历了一个由“德性政治”向“国家理性”迁移的过程。其实，道德合理性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是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重点，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同样适用。在文本阅读时不难发现，大多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谈到国家共同体关涉的政治问题时，较之于国家统治模式、良善政体的类型、统治集团内部如何实现权力分配等问题，彼特拉克、萨卢塔蒂、布鲁尼、波焦、帕特里齐、帕尔米耶利、斯卡拉等人更加关切的还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他们的侧重点不在“国家”，而是统治国家的个体（或集团），统治者的德性要比特定的政体类型远为重要，这种政治关怀的倾向在本文中被冠以“德性政治”的标签加以阐述。对于德性的强调与重视早已跨越了道德伦理的藩篱，成为早期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砥柱。然而到了马基雅维利和奎恰迪尼那里，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政治现实让他们从权力与道德的博弈中抽离，在政治游戏中他们的眼睛始终牢牢盯着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在马基雅维利等晚期人文主义者（或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家）的身上，“国家理性”无疑是他们政治现实主义淋漓尽致的体现。
论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4至16世纪，但考虑到“国家”观念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便于承启和说清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国家”的理解，本文概略评述了阿奎那、但丁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这三位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思想家的国家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彼特拉克、萨卢塔蒂、布鲁尼、帕特里齐、马基雅维利等会在各主题内反复出现，但在某个最能体现这些思想家政治观点的问题上会做深入分析。在理论叙述和观点论证时寓论于史，借助思想家遗留的伟大著作与他们交流对话，力求呈现14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绚烂画卷。
第一章勾勒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国家”观念的演变。14至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国家政治理论绝非横空出世，人文主义更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思想文化运动。尽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政治现象，一批批思想巨擘为后人筑建起流光溢彩的思想殿堂，但究其根源，人文主义者的国家观还是可以从古典时代与中世纪政治思想中觅得踪迹。意大利与欧洲各地的政治发展模式不同，尤其是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并未真正经历过封建制度的洗礼，许多城市灵活地周旋于教皇与皇帝之间，由中世纪城市公社逐渐发展为拥有明确领土范围的城邦国家，形成了以respublica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国家观。
第二章论述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点上犹能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人本意识和德性政治观。自古典时代起，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就有多重来源，但14、15世纪意大利政治局势的转变使得权力合法性的传统源头趋于枯竭。一方面，伴随宗教权威的衰退，教皇授予的君权合法性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大多数意大利城邦国家统治者的家世低微，若从传统观念上看，斯福尔扎、美第奇家族的统治都属“非法”。于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再度浮现于政治思想的舞台，成为为各国宫廷效力的人文主义者关注之焦点。早期人文主义者另辟蹊径，将“德性”作为衡量权力合法性的尺度，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为统治集团辩护。
第三章论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论述人文主义者自身参政实践的路径，另一方面勾勒他们如何赋予政治以道德哲学的意义。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和经院神学极大遏制了公民的积极生活。人文主义者通过重估古典文化中的公民美德，颠覆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中的荣耀观、财富观、婚姻观，从而扩大了积极生活的内涵。
第四章论述新型国家机器的完善运作。16世纪，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近代民族国家强势兴起，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却依然苦陷于权力拉锯战中。在四分五裂的亚平宁半岛上，一个凝聚统一的权力中心始终缺席。在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方面意大利无疑落后了。马基雅维利、奎恰迪尼等晚期人文主义者面对的是极其残酷的政治现实，他们痛定思痛，开始质疑早期人文主义者“德性政治”的有效性，否定了以提升统治阶级德性为核心的改革主张。他们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意识到，民族国家才是一种国家统治模式的发展趋势，于是“德性政治”转向现实政治，开启了国家理性化和信仰世俗化的进程。
第一条主线是从国家政治理论的视角出发，即始终以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线索，围绕国家共同体在政治层面上关涉的具体问题展开，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国家观念、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和完善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等等，剖析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理论主张，以及他们自身政治实践的路径，勾勒出14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线索与特征。
第二条主线是14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重心经历了一个由“德性政治”向“国家理性”迁移的过程。其实，道德合理性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是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重点，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同样适用。在文本阅读时不难发现，大多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谈到国家共同体关涉的政治问题时，较之于国家统治模式、良善政体的类型、统治集团内部如何实现权力分配等问题，彼特拉克、萨卢塔蒂、布鲁尼、波焦、帕特里齐、帕尔米耶利、斯卡拉等人更加关切的还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他们的侧重点不在“国家”，而是统治国家的个体（或集团），统治者的德性要比特定的政体类型远为重要，这种政治关怀的倾向在本文中被冠以“德性政治”的标签加以阐述。对于德性的强调与重视早已跨越了道德伦理的藩篱，成为早期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砥柱。然而到了马基雅维利和奎恰迪尼那里，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政治现实让他们从权力与道德的博弈中抽离，在政治游戏中他们的眼睛始终牢牢盯着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在马基雅维利等晚期人文主义者（或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家）的身上，“国家理性”无疑是他们政治现实主义淋漓尽致的体现。
论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4至16世纪，但考虑到“国家”观念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便于承启和说清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国家”的理解，本文概略评述了阿奎那、但丁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这三位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思想家的国家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彼特拉克、萨卢塔蒂、布鲁尼、帕特里齐、马基雅维利等会在各主题内反复出现，但在某个最能体现这些思想家政治观点的问题上会做深入分析。在理论叙述和观点论证时寓论于史，借助思想家遗留的伟大著作与他们交流对话，力求呈现14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绚烂画卷。
第一章勾勒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国家”观念的演变。14至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国家政治理论绝非横空出世，人文主义更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思想文化运动。尽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政治现象，一批批思想巨擘为后人筑建起流光溢彩的思想殿堂，但究其根源，人文主义者的国家观还是可以从古典时代与中世纪政治思想中觅得踪迹。意大利与欧洲各地的政治发展模式不同，尤其是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并未真正经历过封建制度的洗礼，许多城市灵活地周旋于教皇与皇帝之间，由中世纪城市公社逐渐发展为拥有明确领土范围的城邦国家，形成了以respublica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国家观。
第二章论述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点上犹能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人本意识和德性政治观。自古典时代起，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就有多重来源，但14、15世纪意大利政治局势的转变使得权力合法性的传统源头趋于枯竭。一方面，伴随宗教权威的衰退，教皇授予的君权合法性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大多数意大利城邦国家统治者的家世低微，若从传统观念上看，斯福尔扎、美第奇家族的统治都属“非法”。于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再度浮现于政治思想的舞台，成为为各国宫廷效力的人文主义者关注之焦点。早期人文主义者另辟蹊径，将“德性”作为衡量权力合法性的尺度，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为统治集团辩护。
第三章论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论述人文主义者自身参政实践的路径，另一方面勾勒他们如何赋予政治以道德哲学的意义。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和经院神学极大遏制了公民的积极生活。人文主义者通过重估古典文化中的公民美德，颠覆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中的荣耀观、财富观、婚姻观，从而扩大了积极生活的内涵。
第四章论述新型国家机器的完善运作。16世纪，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近代民族国家强势兴起，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却依然苦陷于权力拉锯战中。在四分五裂的亚平宁半岛上，一个凝聚统一的权力中心始终缺席。在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方面意大利无疑落后了。马基雅维利、奎恰迪尼等晚期人文主义者面对的是极其残酷的政治现实，他们痛定思痛，开始质疑早期人文主义者“德性政治”的有效性，否定了以提升统治阶级德性为核心的改革主张。他们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意识到，民族国家才是一种国家统治模式的发展趋势，于是“德性政治”转向现实政治，开启了国家理性化和信仰世俗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