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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试图借助叙事学的理论方法，并从作家的、读者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视角对赵树理的小说叙事做出透视，以揭示赵树理小说叙事通俗的本质特征及其扎根于知识分子立场上融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和民间关怀为一体的内在的艺术精神。
论文分为上、中、下三篇来进行论述。
上篇主要研究赵树理小说的文本话语层面。第一章探讨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叙事特征，主要从赵树理小说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叙述方式上，赵树理小说采用的是“说书人”在讲故事的方式；在叙述语言上，赵树理小说无论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都使用农民口语，表现出鲜明的口语化特征。总之，对可“说”性叙事的追求是其本质所在。第二章探讨赵树理“问题小说”内在的叙述结构。该文认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赵树理小说稳定的叙事结构，其中，提出问题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解决问题遵循的是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通过这一叙述结构，赵树理在文本中表现了他以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为核心的对民主、自由的理想政治的追求，同时，也向农民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观念。
中篇主要研究赵树理小说的文本主体层面，从而回答赵树理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第三章论述赵树理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是隐含读者(农民)对赵树理小说创作活动影响的结果；第四章论述赵树理以知识分子立场为核心，坚持民间立场第一性、政治立场第二性的思想立场是赵树理小说独特的叙述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
下篇主要从现实层面研究赵树理的小说叙事。第五章考察赵树理小说读者的历时性接受状况，并揭示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沉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叙事自身固有的无法克服的创作缺陷——深层理性内涵的缺失和现代艺术技法的缺失；第六章把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放在中国小说史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本文认为赵树理小说叙事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在于不仅创造了一个横跨三十年的赵树理文学时代，而且最本质的在于赵树理小说叙事超越了“五四”叙事传统，从而回归了我国传统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赵树理小说以读者为中心、对小说通俗的叙事本质的凸显，更应该成为当代作家以至后代作家有益的借鉴。
在上面论述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赵树理的小说文本是一种自觉地与他的读者对象(农民)进行叙事交流的文本，它体现了小说通俗的叙事本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叙事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