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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双重转型”的社会特征以及公共问题的日益增生和相互依赖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加大。“双重转型”是指我国既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又同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我国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社会公共问题呈极数增长，诸多问题盘根错节，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性、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以及政府的“不可治理”性逐渐明显。同时，风靡全球的风险社会理论也为我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另一视角的注解。风险社会已经是一种事实的存在，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要求人类的制度和政策设计要更加审慎。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意味着新的秩序特征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能根据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去捕捉新的秩序特征的话，社会就有可能陷入无序的振荡中去。在此背景下，我国既有的社会管理模式面临历史性的挑战，亟待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而在现有的社会管理研究中，更多的是从政府职能、社会政策等角度进行的研究。从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角度研究只是始于最近几年，而且在现有研究中，往往局限于把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客体和对象，强调了社会组织作为管理对象被动的一面，却忽视了社会组织同样还可以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忽视了社会组织积极的、主体性的一面，忽视了社会组织“客体主体化”的特征。这不能不说是既有社会管理研究中的缺憾。 由此，基于我国所面临的“双重转型”、后发现代化特质以及风险社会这三大现实情境，本文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视角出发，探讨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与重构，进一步明晰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价值诉求及具体演进路径，以求为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和谐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借鉴。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本文在对社会管理理论的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引申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合作秩序与社会管理。认为:1、构建有效合作制度的前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晰。2、构建有效合作制度的基础:权利的相互尊重与承认。3、构建有效合作制度的保障: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结合。为此，要达成合作秩序，需要创设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如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对话机制等。 其次，本文对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征进行了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审视。历史上，中国的社会管理显现出一元统摄与基层社会自主性的并存;1949年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总体性社会”特征和“行政性整合”日趋强化;而近年来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控制-吸纳-协作”模式。重点对“控制-吸纳-协作”模式进行了解释，并分析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的现实合理性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悖论。本文认为，导致悖论的关键在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有效合作机制的缺失。 再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管理的核心困境，即有效合作机制缺失的原因。借鉴组织间合作关系的模型并进行适当修改（增加了公共责任维度），从资源依赖关系、组织自主性和公共责任等三个维度，结合现实分析了中国社会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缺失的原因。继而得出如下判断:资源依赖方面，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非均衡的依赖关系，仍然是一种“操作性和逐步浸入式的关系”;在自主性方面，由于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实施的是控制型监管策略和去自主性的管理制度，使得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相当欠缺;在公共责任方面，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色、权力和利益的多重冲突、监管的失效等角度，分析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责任缺失。因此，以上多重因素构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有效合作机制难以形成的原因。 接下来，以比较和行动的视野阐述合作秩序的构建。从实践看，各国在达成合作秩序方面采取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做法。在政府层面，政府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参与、构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对话的多种平台，同时通过财政资助和税收优惠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扶持和规范。在非政府组织层面，达成合作秩序的主要做法是:特别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公益”性资格和地位的认定和监管，实行多种模式认定、动态式监管;构建和完善评估机制;特别是，围绕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责任，完善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交待机制”等。 最后，根据上述的分析和比较，提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及演进路径。认为，转型期的中国应当在超越自治和控制张力基础上构建“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进而对“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设想:1、释放和拓展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空间，包括建立平等对话协商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等。2、在拓展非政府组织自主性空间的同时要构建其相应的公共责任机制。3、从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双重构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技术层面，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评估机制和反馈机制。而价值层面的建构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来说意义尤为深远，其中主要是公共精神的重建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