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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足对两个云南少数民族社区妇幼保健服务的反思,其核心议题是讨论现代化的卫生服务之意义如何在地方语境中被不同的利益主体重新塑造。研究以妇幼保健服务中的一项关键技术——B超作为线索,呈现出技术化、指标化的服务体系所蕴含的多重象征意义。同时,研究还将卫生服务置于现代化实践的权力结构中加以考察,力图延伸个案所带来的思考,进而反思主流社会思潮中“发展”话语的意义错位。该研究的缘起,是一位景颇族孕妇意外死亡事件,围绕着事件各方对检查手段的不同认知,引出有关现代医学服务在地方语境中的讨论。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追溯,本研究建立起以“医学”、“技术”两者为切入点,分析医学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发展主义倾向的理论框架。论文主体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当前社区妇幼保健服务中存在“问题”的重新审视。通过展示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来对通行的官方话语提出质疑。本文认为妇幼保健服务之所以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原因并非人力财力资源的贫乏或社区居民思想落后,而是依附于行政系统的服务体系本身存在问题。第,该系统无法保证资源遵循医学本身的需求而实现优化配置；第二,当前的医学服务完全以“技术”为核心,“指标”为导向,基本无法进入社区生活,无法实现与地方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交流。在第二部分中,本文以人类学“主位”研究视角,重现了社区生活当中对“生儿育女”这一事件的复杂认知。指出生育实践是“嵌入”文化体系之中,受多方面因素制约而难以单独加以讨论。有关生育的地方知识是生态环境、生计力‘式、社区互动、家庭结构、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根据其固有的文化逻辑对外来文化项目展开重新阐释,使之与正常生活相匹配。这一过程中所造成的意义混乱并非对抗性矛盾,而是不同话语体系之间互动的必然结果。论文结尾延伸了对核心问题的讨论。一是以“双重剥离”概括当前少数民族社区妇幼保健工作所带来的文化因境。研究指出当下由政府主导的卫生工作既将原本嵌入社区的生育事件剥离成为悬置于日常生活之外的、“反常的”对象,试图加以改造；另一方面,其自身未能将现代医学的意义内涵完全阐发,从而将明晰的医学服务转化为充满隐喻的象征体系。二是由此出发,重新思考“发展”实践的认识论基础,提出应当以“生命”与“生活”的双重视角去建构发展内涵。“生命”即是一种延续的世界观,与西方文化中对“肉体”状态的关照存在不同；而“生活”则近于中国所谓“过日子”强调一种非个体主义的世界观。本研究认为必须抛弃既有的不平等的文化关键,尊重社区自身文化主体性,以外部实践“参与”到现实生活,才能使人们真正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