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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秦汉魏晋隋唐时期是内经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研究《黄帝内经》在该时期的学术发展过程，厘清内经学术发展与同时代医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及其学术的进展;“研究学术的历史”，梳理《黄帝内经》学术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进过程，分析研究并从中提炼学术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学术”，发掘不同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黄帝内经》学术传承发展的脉络。 方法: 依据王庆其教授的“《黄帝内经》三体系”的学术观点，将《内经》学术理论体系划分为学术思想、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三大部分，以历史演绎为经，理论体系为纬，通过梳理《内经》在秦汉魏晋隋唐时期的学术传承发展历程，结合当时社会背景、科学技术、宗教意识形态的特点，探寻《内经》学术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结果: 学术思想体系中，包括了气理论、形神理论、天人观、阴阳五行学说。《难经》首先提出了“元气”的概念，并将抽象的天人相应理论变得十分具体，应用于临床实践操作，还发展了以五行相生为核心内容的五行学说;张仲景主要发展了三阴三阳理论，提出了阴阳自和，将五行理论和恒动的思想应用于疾病的发展和传变的论述中;华佗在《中藏经》中提出了阴阳调神理论;葛洪在重新论证“气一元论”的同时提出了“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的形神观;皇甫谧虽然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不够系统，但在形神关系上有独到的见解;杨上善和王冰作为给《内经》做注的医家在气理论、天人观和阴阳五行理论都有比较精辟的论述。 基础医学理论体系中，包括了藏象理论、运气学说、病机理论、诊法理论、治则理论。藏象理论的传承方面，《难经》中的解剖学内容不仅充实了藏象理论，也为中医学发展奠定了形态学基础，《金匮要略》、《中藏经》将藏象理论运用于辨证论治中，将脏腑辨证理论系统化，《诸病源候论》将藏象理论运用于病因病机中阐述病候，《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脏腑为纲，梳理疾病的证候辨治，是藏象理论临床运用的重要资料。病机理论的传承方面，《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可谓是在《内经》病因理论基础上发展传承的两个里程碑，其中，以张仲景的“病因三分”学说、“广义伤寒”概念以及巢元方“乖戾之气”的提出，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内经》病机理论中又以“脏腑病机”和“经络病机”发挥为多，其中，以张仲景、孙思邈在临床辨治中拓展运用，巢元方在病候分析中的拓展细化贡献为著。诊法理论的传承方面，望闻问切四诊理论在临床实践得以广泛运用并逐渐充实，其中，尤以舌诊、脉诊发展为著，舌诊中，张仲景首启“舌苔”之名，葛洪、巢元方察舌下络脉使《内经》舌诊内容得以充实完善;脉诊中，历经《难经》、张仲景、王叔和的传承发展，脉法简化，脉名脉形得以规范统一，呈现一个由繁至简的态势。治则理论的传承方面，张仲景结合《神农本草经》药性理论，运用于外感病和内伤杂病的辨治中，开创了《内经》治则治法运用于医疗实践之先河;陈延之、葛洪、孙思邈、王焘通过临床实践使《内经》治则更为具体、治法中代表方剂更为充实完备，呈现医药结合、方书竞出的特点。 临床医学体系中，包括了临证理论、针灸理论、养生理论。临证理论的传承方面，辨证论治理论中，《伤寒论》建立“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辨治外感热病，《金匮要略》启“脏腑辨证”理论辨治内伤杂病，《中藏经》、《千金要方》建立完善“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病证理论中，王庆其教授著录《内经临床医学》一书已行归纳梳理，笔者在此不予赘述。针灸理论的传承方面，腧穴理论中，《难经》的拓展，《甲乙经》确立完整的腧穴理论体系，《千金要方》对定位取穴法的规范简化，可谓是对《内经》其中三个代表性的标志;经络理论中，张仲景“六经辨证”、《难经》“奇经八脉”是对《内经》经络学说的传承发挥中影响较大者;刺灸理论中，在《内经》的配穴原则的指导下，灸法发展日盛，以皇甫谧、孙思邈对灸法发挥为多。养生理论的传承方面，张仲景立足于“治未病”所提出的“养慎”防病思想，华佗上承“动静结合”“形神兼养”之理创制的“五禽戏”，葛洪、陶弘景在“精气神”理论基础上发展的导引吐纳摄生之术、“宝精爱气”的房中之术，孙思邈在“食可入药”理论基础阐发的食疗术，皆可谓是《内经》养生理论在实践中运用的最佳范例。 结论: 《内经》作为学术理论源头，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的发展过程，秦汉魏晋隋唐时期，《内经》学术理论的发展主要呈现了秦汉时期奠基、魏晋南北朝拓展发挥、隋唐时期汇集充实的特点，并有着不同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影响的痕迹，《内经》学术理论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学术的全面继承，理论研究的日趋深化，为后世的学术争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梳理秦汉魏晋隋唐时期《内经》学术理论的发展传承，对于厘清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变迁特点以及中医临床各学科的发展脉络，探索中医学在现有条件下的发展趋势，为医者学习提供以为借鉴，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